【联】【美】【指挥】从战例来看构建互信团队的重要性

【联】【美】【指挥】从战例来看构建互信团队的重要性

●取材/2017年第一季美国联合部队季刊

●题目/信任：有效进行联合作战的必要条件

●作者/Stanley A.Springer, John A.Schommer&Sean S.Jones

●译者/李永悌（T）

●审者/马浩翔（T）

 

信任是联合作战成功的必要条件。各军种与跨部门之间的信任将可确保联合作战机制于21世纪持续顺利运行。

 

韦氏字典(Merriam-Webster)将信任(trust)一字定义为「确信依赖某人或某物的特性、能力、实力或事实。」学术文献中则经常将信任定义为「愿意面对险境。」而一项确实描写军事作战行动不确定性的功能性定义，则将其称为「涉及自身在处于风险状况下，有信心预测他人动机的状态。」这些定义皆可作为在联合作战背景下探讨信心的起点。

美军联合作战准则与重要立场文件中多次提及信任一词。第1号联合作战出版物(Joint Publication 1)，《美国武装部队准则》(Doctrine for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不同的方式将信任阐释为：任务式指挥要素，并与军方和其他武装部队及平民机构结合的成果。互信(mutual trust) 是指挥与控制的信条，可强化统一指挥与「增加联合部队指挥官的选项，并于情况许可时进一步提高弹性、敏捷性与主动采取行动的自由度。」

联合作战准则认为信任是兵种专业的要素，并提到「信任与信心(confidence)对战斗力的统一极为重要。」

前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Martin Dempsey)将军，在描述其对联合部队全球整合作战(GlobalIntegrated Operations, GIO)的期待中指出，全球整合作战将「善用联合作战当中人的因素，并在诸多特质当中……强调信任。」同样地，邓普西也在一项白皮书中肯定，信任是任务式指挥联合构想的重要属性。他的确提到了「建立与部属及伙伴的信任，可谓指挥官会采取的最重要行动。鉴于对缩短竞争性决策周期的预期需求，2020年联合部队(Joint Force 2020)的作战行动速度，显然将端赖信任程度的高低而变化。」 

2011年1月，美空军空降救援部队与位于美国西岸的美海军陆海空三栖小组成员，于美陆战队夏威夷基地进行自由落下跳伞训练时，自空军C-17运输机的跳板跃下。

信任，看来是联合作战的基本要素。换言之，信任可被视为联合作战成功的必要条件，而未来在作战中与日俱增的复杂性，将进一步深化此构想的中心意涵。信任对联合作战的价值似乎有两种形式：人际与跨组织。邓普西将军对于信任在任务式指挥构想下所具价值大感欣慰，特别是当他论及「建立与下属及伙伴间的信任」时，更暗示了这两种形式的价值。从指挥官角度观之，无论是在个人层级或与部属和长官之间，以及较为错综复杂层级，像是与民众及组织等合作伙伴之间，都须要有信任存在。「小型军事小组中的信任感」(Trust in Small Military Teams)研究，将这两项构想称为以个人为基础的信任以及以类别为基础的信任。以个人为基础的信任，系「基于与已知人士的直接互动，而直接信任该人士的观点」；反之，以类别为基础的信任，系当一个人认为对方属于其所信任的组织或一群人。

在冲突的严峻考验中，各军种与跨部门间的信任，已成为联合作战统一作为与行动成功的必要条件，亦即不能将在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期间产生的信任关系视为理所当然，特别是在新挑战不断出现的当下。

21世纪联合作战的效能，将有赖于维持并改善联合部队内部的信任，同时扩大联合─跨部门行动的关系，以使各类可能冲突的因应作为与行动得以统一。 

联合作战史上的信任

 

成功的联合与统一行动活动，是以人际甚至跨组织信任为基础，在美军历史上俯拾可见。华盛顿(G eorge Washing-ton) 在约克镇战役(Battle of Yorktown)的胜利，与其和法国指挥官罗尚博(Rochambeau)将军及格拉斯(Francois-Joseph deGrasse)将军间的相互信任有很大关系。对美国内战联邦军(Union)甚为重要的维克斯堡战役(Vicksburg  campaign,1862–1863)，打下胜仗的基石是密西西比河中队(Mississippi River Squadron)指挥官海军少将波特(DavidDixon Porter)与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将军，以及薛尔曼(William T.Sherman)将军之间的良好关系。的确，格兰特取代麦克利兰(JohnMcClernand)少将，接掌维克斯堡的主要作战指挥权，系因某种程度上美海军不信任麦克利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尼米兹(Chester Nimitz)将军与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领导太平洋跳岛战役，两人最初曾对此战略抱持怀疑态度，但大多遵循其基本原则，而随着各军种军官、组织与人员了解战争事务与相互信任，成效便逐渐获得改善。此外在欧洲战区，美陆军航空队的盖沙达(Elwood R.“Pete”Quesada)将军与其所属将领，尤其是布莱德雷(OmarBradley)，更打造出信任与信心的关系；此举大为改善了空中与地面部队间的战术关系，并奠定诺曼底战役成功的基础。

相互信任与信心的关系往往可促成军方─跨部门合作。第二次塞米诺印地安(Second Sem- inole Indian War)战争期间，前身为水陆关税队(Revenue-Marine)的美国财政部海关缉私船局(Revenue Cutter Service)，曾协助塞米诺印地安战争中的陆军与海军，并且参与了19世纪其他的战争。而后到了20世纪，美国─越南共和国民事作业暨改革发展支持(U.S.–Repub- lic of VietnamCivil Operations and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Support)计划，将两国军方与民事单位结合为单一且统一作为，试图于南越制服许多曾抵制绥靖行动的地区。尽管该计划3年后因战争进入尾声无疾而终，其统一的军民架构让数项权力工具，以共同目标进行创新，并能运用战争的战术与作战层级。尽管有这些结果各有不同，若无促进相互信心的准则或法律架构，则任何联合与统一作战的成功，将仅能依靠领导者逐一建立其自身与组织间的信任─往往在枪林弹雨与错失良机的情况之下进行。

另一方面，美国历史上亦有为数不少的失败案例，可归咎于军种间以及军种与跨部门间的系统性信任问题。美国内战期间，「当联邦军陆军与海军军官设法进行有效合作时，联邦军通常可获致成功；而双方不合作时则往往导致失败且结果令人失望。」联邦军攻击亨利堡(Fort Henry)期间，以海军少将富特(Andrew Foote)与格兰特将军之间的良好工作关系为例，格兰特的部队进行陆上攻击，而富特的特遣队则自田纳西河(Tennessee River)进行攻击。19世纪的军方─跨部门关系亦处境艰难。也就是说，印地安事务局(B ureau of IndianAffairs)与陆军双方当年似乎常在协调实施印地安政策的行动时互相找碴。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War)期间的加勒比海作战(Caribbean operations)时，美陆军与海军因普遍缺乏互信与信心而导致协调不良，促使陆海军联合委员会(Joint Army and Navy Board)于1903年成立；惟该单位并未有法定权力，而在战争的各个层级，联合作战仍须仰赖指挥官层级，并且以个人为基础的信任。最后，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联合，甚至是统一作战相当成功，然而在这次全球作战中培养的信任，并未继续成为战后行动的体系特质。 

成功的联合行动，以以人际、跨组织信任为基础，在历史上俯拾可见。

 

1945年后直至1980年代之间，美军各军种在预算与任务上的长期竞争，对组织间信任情况的改善毫无帮助。因此，联合作战与统一行动的效力，视作战行动的状况而各有不同。新成立于1947年的美国防部及国家安全会议，建立了保障20世纪下半叶统一行动的法律架构。这也就是说，惟有重大的阻力才能减缓改善平战时期政府统一效能的作为。尽管国家安全会议在协调高阶跨部门决策时的效用日增，然而演进的速度极为缓慢，并未统合所有部门，而且不一定能促进战区层级以及其下军方与跨部门之间的互信与信心。

当然，美国并未放弃以联合与统一作战作为基本规则。事实上美军有独立的改良式联合作战作为(jointness)，包括在韩国与越南的各个战役，以及美空军与陆军于1970及1980年代的空地作战(AirLand Battle)构想。不过这些步骤需透过政策来改善统一行动，而个人与组织间以类别为基础的信任制度化进程，却从未被采纳。鹰爪行动(Operation Eagle Claw，1980年一场在伊朗营救美国人质失败的行动)与急怒行动(Operation Ur- gent Fury，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充分说明了这些问题。1986年颁布的高华德─尼可斯国防重组法案(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 of 1986，以下简称高尼法案) 试图缓和这些联合作战的挑战，几乎顺势改善了国家安全会议体系主导下，成长迟缓的军方─ 跨部门合作。

高尼法案说明了结构性信任深植于美国防部内，且较少程度深入军方与跨部门之间的新时代。依据此一具指标意义的法案，联合部队的计划与作战管制权从军种司令转移至作战司令。该法案亦重整联合参谋部，促进各军种部队的作业互通能力，进一步强化单一统一作战司令指挥下的联合作战力。最后，随着法案生效，各军种间(随之进行的联合作战)的跨组织信任渐有改善。       

之后，随着联合作战在美国防部内部更加系统化，并且由于明确的指挥系统促成自战区至战术层级的跨部门合作，军方与跨部门之间的互信与信心似乎因而改善。自1980年代后期起，包括正义之师(Just Cause)、沙漠风暴(Desert Storm )、盟军(Allied Force )等诸多作战行动、为数众多的人道救援任务，以及持久自由(Enduring Freedom )与伊拉克自由(Iraqi  Freedom )等行动初期，皆逐渐显示联合部队进行统一行动的能力与日俱增。

当今联合部队的信任议题

 

随着在21世纪初展开的阿富汗与伊拉克军事作战行动，信任关系的压力亦随之而来。个人与跨组织信任问题变得愈来愈明显。无论归咎于部队承受长达十年的作战压力、不断变化的文化规范或是其他因素，信任与美军整体表现的降低似乎始终关系密切。

信任问题似乎普遍存在于当前的美军联合部队。报纸中充斥着有关不良军官的报导，而留职调查中则提到了「高阶将领普遍缺乏信任」或军官团中的诚信问题。同时，严重的性侵害问题更破坏了各军种单位的内部信任，同时使国会与军方将领间的关系益形紧张。由于多年来军方的性侵害报告屡见不鲜，政治领袖主张不再将此类案件交由军事指挥官管制，因据称受害者「不信任指挥系统」。这或许显示部分成员已对军事审判体系解决此种严重犯罪的能力失去信心。

当然，美国防部已致力解决前述所有问题，往往成果有限，除了归咎于问题数量倍增外，而且为了想出解决方案，也让高阶将领伤透脑筋。的确，高阶将领与指挥官正耗费大量资源，穷于应付前述信任问题对联合作战效能与统一行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前美陆军参谋长欧迪诺(Raymond Odierno)将军在对陆军的「初步构想」中宣扬，信任系「陆军光荣专业的基石」。2015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亦推动信任运动，强调相互尊重与解决包括性侵害等重大问题。因此，以强制性训练、研讨会、新方案与视察等方式减轻各种内部信任问题，似乎已取代作战而成为作战部队的重点。然而美军的努力是否真能奏效，或甚至联合部队是否了解如何处理其挑战，目前仍不得而知。的确，一项研究指出美陆军内部仍存有数项信任威胁，并观察到军官对此主题缺乏了解，进而妨碍其与部属有效讨论此项主题的能力。

展望未来，由于美军未来10年内，可能面临1兆美元的国防预算删减，美国防部将被迫就兵力结构规模与资源优先级等，作出艰难的决策。人员作为最重要且最昂贵的资产，在财政严峻的环境中往往先受其害。随着资源日渐吃紧且资源竞争愈演愈烈，人事支持计划将被视为可轻易完成的任务。各军种在检讨现代武器与人事支持间的平衡时，将会提高危害部队士气的风险。此种不可预期的环境恐将导致军事人员质疑，是否能信任组织在行事时考虑其最大利益。若军事人员对军事体制失去信任与信心，则对组织的承诺将随同联合作战的战备整备而逐渐消退。

同样地，军种间的竞争与随之而来的跨组织信任降低亦开始出现。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后15年重整军队，人力减少与预算限制已引发军种间相互竞争；此种竞争一直存在，只是或多或少会因面对共同敌人，以及有无来自国会的大量应变行动经费而有所消长。例如，美陆军与空军在空中密接支持方面的长期争执，在反恐战争后期一触即发，并且在2007年对无人飞行载具支持的争执，也曾短暂地浮上台面。此一问题在目前预算紧缩的状况下又再度浮现，其中有某篇文章的作者提到，美陆军飞行军官不认为空军在运用掠夺者(Predator)与死神(Reaper)无人机时，能响应地面部队的需要。

2014年9月训练演习期间，美国海上特种作战部队在尼米兹级航舰华盛顿号(USSGeorge Washington)上进行任务准备。

 

派里(Mark Perry)在《政治新闻网》(Politico )的文章中详细提及，军种间竞争与缺乏信任的情况亦扩及至战略层级。特别是派里谈及空海整体战(Air- Sea Battle)准则─该准则已成为2010年五角大厦的政策─公布后成为美空军与海军于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战略，以整合能力与确保行动自由，对抗诸如中共等潜在敌人。美陆军随后了解到，这项新准则意味着战争后陆军重整的预算经费较低，这造成陆军参谋长与其他军种参谋长之间的关系降到冰点。换言之，各军种或多或少在试图对付下一个敌人的同时，却正耗费时间与资源于不断削弱可巩固未来联合部队的跨组织信任。

建议美国联合作战史清楚说明，信任在确保联合作战行动统一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21世纪战争与各军种的特性已有所改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以重建此种信任关系。

首先，美军各军种必须持续培养擅长建立人际与跨组织信任的军官，并评估其建立信任的绩效。当然，指挥官必须在其组织内部灌输对内，且以个人为基础的信任，以利于战场内外获取作战优势。然而，这些军官亦应了解信任在联合作战发挥的作用，确保其人员与组织透过增进与其他联合部队之间信任的方式执行任务。事实上这项建议并非前所未闻，而是任务式指挥的核心构想，并已确立为「理想军官的特质」(De- sired Leader Attribute)。惟本文提出的全新建议，由各军种记录指挥官建立对内及对外信任的能力。

跨组织信任问题衍生自军种竞争，美军已将该议题重要性提升为战略层级。 

 

其次，各层级专业军事教育课程应强调信任主题。尽管指挥官已为其组织设定方向，在教育陆、海、空及陆战队官兵有关信任对成功联合行动的价值时，亦应将此构想注入美军军力基础。这就是说要在军事教育训练计划中加倍努力，整合且扩充跨部门人才，强调信任的重要性，因为信任是未来统一行动的基础。建立有能力统一21世纪战场行动的政府，端赖军方与跨部门之间的绝对互信，而专业的军事教育体系应澈底促成此一愿景。

2013年4月，美海军航舰里根号(USS Ronald Reagan)舰长于北岛海军航空站(Naval Air Station North Island)性侵害防治5,000公尺路跑活动(Stomp Out Sexual Assault 5k run)时，对该舰官兵讲话。(Source:USN/Omar Powell)

  

第三，正如2015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提及，联合参谋部应持续发展并扩大其「信任运动」，以应付联合部队内部的潜在挑战。透过强调相互尊重，美国将拥有更符合战备且更有弹性的联合部队。在理想状况下，这项运动应可找出重要的指导原则与政策，以促进联合部队人际或跨组织信任的政策与计划形成。这项全面性运动应可促进三军部队、跨部门及其他伙伴间的信任，加强作业互通能力与相互依赖。此外，此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应可发挥守门员的作用，确保美军不放弃建立当今联合部队早已维持成效良好的程序。例如在充满经济挑战时期，这项活动将提醒领导者规模庞大、要价昂贵的联合演习重要性，因其已有效让各世代军事人员及其盟友，在奔赴战场前学习如何共同生活、信任与奋斗。

第四，高阶将领应持续推动维持全志愿役部队的政策与计划，此为美军独一无二的优势。越战期间与战后美国民众对军方的信任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许多应征召服役者不想在归国后服役，并且面对充满敌意的环境。全志愿役部队则改变了这一切。透过建立信任与保持对现有军事人员及其眷属的忠诚，美军将启发新一代联合作战领导军官投入军旅为国服务。借由照顾目前的美军眷属，将可确保未来联合部队的成功发展。这些以信任为基础而实施的政策与计划，在整个军旅生涯─自开始服役至转换跑道重新融入平民生活为止─给予军眷支持。照顾军眷的成效不仅能建立官兵们的信任，亦应可增进美国民众的信任。

 

信任是促成有效联合作战的润滑剂。无论是人际或跨组织之间，没有信任就会产生摩擦。但有了信任，即可确保联合作战机制在进入21世纪后仍能顺利运作。 

作者简介

美空军上校Stanley A.Springer接任位于犹他州的希尔空军基地奥格登空军后勤综合处第309飞机修护大队长。

美海军预备队少将John A. Schommer为海军军事海运司令部(Military SealiftCommand)副司令。

美空军中校Sean S.Jones为联合参谋部联一人力暨人事署人员战备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