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美】【历史】美国陆军——军史
战争的一般原则是：一个二万五千人至三万人的军，可以自行其事。如果应对得当，它可以战斗，也可以选择避开战斗，并根据周围的势态进行机动，而不会遭受任何伤害，因为敌方不能强迫它接受交战，但如果它选择交战，就可以独自战斗很长时间。1
——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Bonaparte)，1769-1821
自朝鲜战争以来，军的指挥层级一直是美国陆军的常备形式。在此之前，它参加了自美国内战以来的每一场主要战争，达到了陆军的最高层级的“执行战术单位”的目的。其部队的传奇业绩和领导他们的指挥官在美国军队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尽管多年来其组织和职能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今天它仍然是陆军部队构成中关键性的指挥和控制编组形式。因此，从当初到现在，军的演变，以及它在美国认为自己未来将卷入的任何战争中的潜在角色，都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
军作为陆军编组形式，最初是在19世纪早期拿破仑的“大军”中产生的。它进入世界舞台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就如一道闪电般从晴朗的蓝天之上射向欧洲，法国皇帝的大军行动迅猛，他的公民军队打击了19世纪早期古老政体之下陈旧不堪的皇家军队，自从更早的蛮族部落使欧洲陷入了一千多年的黑暗之中以来，法军的凶悍程度在欧洲是前所未有的。法国革命军是为了迅速性和毁灭性而设计的，它们预示着一个新的战争时代的到来，其残余影响至今仍与我们相伴。
军是推动拿破仑的致命部队前进的引擎。在拿破仑掌权的数十年前，雅克·安东尼·希波利特、德·吉贝尔伯爵和皮埃尔·约瑟夫·布尔塞特等人就概述了军的组织和理论运用的基本概念。吉尔伯特的《战术总测试》预言了大众公民军队优于欧洲统治者的小型职业军队，并要求将军队再细分为独立的师。2布尔塞特的主要贡献是在他的《山地战争原则》一书中，提到了速度和集中。通过分别行动和联合作战，按照吉贝尔自给自足的原则，联合作战，“迷你军队”成为可能，指挥官可以获得决定性的速度优势，而不必牺牲质量，也不必冒着被零打碎敲击败的风险。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十年内，从来没有一个概念，一个人，一个时刻如此完美地汇聚在一起。随着民众的崛起，为吉贝尔所称的大规模征募军队提供了兵源。革命给具有必要技能的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将布尔塞特所预期的快速打击和机动作战的设想付诸实践，最后，一位能够把法国军事理论家的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战争实践结合起来的领导人出现了。
拿破仑出场
拿破仑把吉贝尔和布尔塞特所信奉的思想付诸实施，在他的军队对欧洲进行猛烈攻击的过程中，拿破仑迅速地获得了不朽的声誉。法国军队在军的驱动下，追击并消灭了前来对抗他们的敌军。旧式军队的行军单调乏味，部队被庞大的辎重队列拖累，行动迟缓，他们被规定的前进路线所束缚，只能进行有限战争，没有能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取而代之的是军，他们大胆地开创战争风格，产生了19世纪和20世纪一些最著名的军事行动。
按照拿破仑对军的核心、组织和使用的设想，军是一个单纯的司令部结构，便于指挥和控制。关键的加强性战斗配属（骑兵和炮兵）集中在军和野战军一级，可用来加强主要力量，赢得胜利，并支援处于被占领危险中的受困部队。3军胜利的关键在于它的机动性、它的情报搜集能力以及鉴别真假能力，而那些勇敢的领导者们，他们愿意在必须的时候迅速行动，并且能够察觉到那一刻的到来。将压倒性的战斗力集中在决定性的点上是拿破仑在战场上取得最伟大胜利的基本要素。
当法国公民军队的革命热情减退时，掌握指挥军所需技能的领导人就被削弱了，军队的力量和反对他的联盟的意志变得强硬起来，抵消了军因为成功而固有的优势，使拿破仑最终走向灭亡。但是，军作为一个基本的军队组织和拿破仑用来取得如此惊人胜利的进攻战的理论基础，仍然存在。在拿破仑被击败后的几十年中，以及自那以后的军事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对军的关注。
虽然美国军队要用4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接受法国皇帝的组织和条令原则，拿破仑的传奇在美国第一次使用军建制之前的数年内一直很活跃。西点军校战术指导亨利·哈莱克对瑞士男爵安东尼·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述》的解读，试图揭示拿破仑成功的奥秘，此书在战术指导上彻底地、根深蒂固地影响了西点军校的许多后来的美国南北战争的将军们，“许多内战将军一手执剑上阵，另一手拿着约米尼《战争艺术概述》”，这句名言，说明了拿破仑的战争风格对南北战争前几年的美国军队的影响。4
然而，美国陆军第一次尝试使用军体系，却远远没有获得拿破仑使用该体系所取得的成功。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考虑到美国军官在战前缺乏指挥大型部队的经验，联盟军和邦联军所应用的以军规模的编队进行组织和作战的斗争是可以理解的，在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十年里，美国对大规模的常备军非常谨慎，对其没有真正的需求，直到美国内战，美国才组建了第一支军级部队。即使在那时，在总司令亚伯拉罕·林肯的坚持下，联邦军也只是勉强而为之。虽然缺乏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但林肯早在一八六二年初就感觉到，他那迅速扩充的军队变得过于笨拙，以至于任何一个指挥官都无法在其迫切希望能开展的快速机动的战役中有效地指挥和控制它。5他随后在一八六二年三月八日发布第二号命令，将波托马克河军队的十二个师分为四个军，每军三个师。6
联盟军与它的前身“大军”一样，是为机动的进攻性战争而设计的。军队指挥官被授予特权，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情况下组织军，以达到军事行动的预期效果。但是，与拿破仑的法国军不同的是，联邦军和邦联军都缺乏具有组织和运用军级规模部队所需专门知识的军事领导者和参谋人员，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战斗力。尽管对拿破仑战争及其成功所依据的军事理论了如指掌，但美国指挥官在指挥和控制大部队方面的经验有限，他们看起来无法把握军级体系的关键原则，导致了其在战争最初几年中的诸多失误。
主要的缺陷是军中炮兵和骑兵部队的组织、分配和使用。最初，联邦军和邦联军都没能有效地组织他们的炮兵和骑兵。在拿破仑战争中，骑兵发挥了重要的情报作用。他们掩护前进中的军队，防止敌人获知其部署和进军目标，同时收集敌人的位置和目标的情报。这些信息对于使陆军指挥官调整其编队队形并确保部队的正确队列至关重要。一旦投入战斗，骑兵就充当了决定性的战斗要素，拓展战场，获取胜利，或加强濒危部队，并迅速机动，以填补在运动的部队中必定会出现的缺口。与此同时，炮兵是一个关键性的战斗单位，军指挥官用来支持前进的步兵或帮助防御者击退敌人的进攻。使炮兵作为“战斗之王”统治战场的关键是集中其效能。最初试图在联邦和邦联军队中采用军制度，但两方都没有将这两个要素纳入它们的条令或组织的设计之中。
在战役中有效运用一个军的最后一个关键因素是有熟练和成熟的军参谋人员。为了行使军体系所要求的广泛控制，需要有一支专业参谋人员队伍，这是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陆军所缺乏的。在美国缺乏能够指挥大部队的军官同时，它也缺乏训练有素的军官，而这些军官能够熟练地撰写必要的命令，成功地进行规划以及调动大部队进行远距离作战。7
在南北战争酣战之际，美国培养出了这样的领导者，证明了经验确实是最好的老师。这些领导者开始表现出更多的技能，按照指导其组织的条令原则运用军体系。罗伯特·M·爱泼斯坦(Robert M. Epstein)在分析美国陆军历史上军体系的首次实验时表示，经历了最初阶段的“摸索和试验……在美国内战中，军的发展是对大型部队的战斗组织方式缓慢而稳定的改进，战场表现也相应提高。” 8
爱泼斯坦认为，最开始时美国军队应用军体系的效率问题，主要是因为军官团的想象力有限，难以使其摆脱战前经验的束缚。对当代陆军领导者来说，这多少有些令人生畏，但具有重要意义，爱泼斯坦指出:
尽管对拿破仑的战争体系和作战艺术有基本的了解，尽管他们了解到军体系在拿破仑战争中的作用，但许多内战将领还不知道如何组建一个军，以在战场上提供最大程度的作战能力。在大多数美国军官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似乎是他们在美国军队系统中的实际经历，他们在那里和小单位打交道。这一点在炮兵和骑兵部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军队没有使用大型骑兵部队进行侦察、冲击、扩大战果和追击的传统，也没人能应对拿破仑经验所开创的集中使用炮兵方式。结果，在战争的前半期，炮兵和骑兵部队被分散开来，仅仅用作步兵的支援，这对该分散部队及其通常性使用是不利的。没有人知道五千到一万名集中的骑兵能做什么，也没有人理解将四十到五十支枪集中起来对付敌人队列中的一个点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归根结底，将边境警察转变成一支主要的陆军是困难的，这造成了内战的前半期军系统结构的效率低下和固有问题。必须依靠经验，以艰苦的方式来学习改进之道。9
不幸的是，在美国军队中组建和使用军的错误经验在随后的战争中会重演。内战结束后，这支军队重新改回边防警察部队，把主要精力放在重建和巡逻不断扩大的美国边境上。这些经验使美军在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后，以军级规模来进行组织和战斗的准备不够充分，并不比其在美国内战前夕的准备好多少。
幸好美军在战前缺乏相应准备，所以在美西战争中并没有依赖军。虽然在古巴和菲律宾这两个陆地交战的主要区域中组建和使用了军，但这两个战区都不是在快速机动中的交战，而这对于军级部队来说是其根本。在菲律宾的军事行动迅速演变成了叛乱，古巴战役在进行了不到一个月的短暂战役后结束，只进行了有限的军级演习。10
但是，美西战争再次突出了动员计划的重要性，以及有能力组织、支持和协助指挥官指挥和控制大部队的训练有素的参谋人员的重要性。军队在准备部署到古巴、菲律宾和其他地方时所遇到的大规模动员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计划和参谋人员来监督准备工作。在美西战争后，陆军再次回到小规模的边境警戒部队，但由于陆军已介入到世界政局中，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满足其需要，以部署大规模动员的更多部队以及受过训练、具有指挥和参谋军级规模部队所需技能的军官。
帮助陆军解决在美西战争中遇到的规划和动员问题的“根本改革”催生了总参谋部，作为其最初的倡议之一，总参谋部承担了条令和组织改革任务。11后来产生的《野战勤务条令》第三版《1914年野战勤务条令》（FSR 1914）值得注意，它在和平时期首次把师作为美军的“组织基础”。强调“机动部队”是为了进攻行动而设计的，要求有“最大限度的机动性”，每个师将是“由所有必要的武器和后勤组成之独立的、设备齐全的部队，其本身就其日常行动事件的每一项需求来说，都是充分保持自持力的”。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版的FSR根本没有提到军，跳过了这个指挥层级，而要求在陆军需要更大的组织结构时将各师集中在一起组成野战军。12
无需更长时间，在1917年4月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陆军很快就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军级总部。在对盟军进行了广泛研究之后，美国陆军上将约翰·J·潘兴(John J. Pershing)得出结论，军将是一个必要的中级总部，以帮助指挥和控制他认为赢得欧洲战争所需的逾百万美国远征军(AEF)。13
最终，美国远征军由两支野战军、7个军和32个师组成。14虽然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美国的军才参与进攻行动，但它参与的为数不多的战役却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美国陆军仍未准备好使用军级规模的编队作战。美国远征军参与的最重要的军级攻势是默兹-阿尔贡攻势，开始于1918年9月底，也就是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定生效的六周前。在那次行动中，指挥第1、3、4、5军的美国第一集团军取得了一些可观的初步胜利，但在进攻发动三天后就被德军增援部队几乎完全扼止。美国在一战中首次尝试进行军级进攻实践，凸显了若干问题。在战后对第一集团军行动进行的一次关键分析显示，这次行动的初期显露了美军在军级层面作战以及战争开局方面缺乏经验的问题。“命令并不简单，”报告指出。分析进一步指出，对该军的使用不当，因为它的部队被“沿前线平均分配”，而不是对主要的进攻方向进行倾斜，这明显违反了“大规模集中和节约兵力原则”。 15
批评深入到第一集团军的计划和组织上的失误，注意到“在进攻的头两天，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利用敌人的防御区域比较容易割裂和突破的特点，且未将可用的后备队通过军级层面用于决定性的机动。”未能通过预备队拓展胜利的事实显示了美国远征军对大规模机动的执着以及在进攻行动中使用军级编队的有限经验。分析显示，分配给军和师属的后备队的“目的不是为了机动，而是用于彻底替下那些因最后努力已经失败而处于精疲力竭状态的师”。 16
对轮替和加强单位的关注，无论成败，已经纳入了美国远征军的结构。美国的“广场”师由四个团组成，规模庞大，是法、英联军对应的士兵人数的两倍。同样，每个军有四个师，其规模也增加了。美军军、师级的设计和规模是为了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伤亡率而设计的。集中，而不是机动，成为美国远征军在组织计划中的首要考虑，他们认为，增加编队规模是在袭击中保持势头和克服战壕对峙僵局所必需的。建立第一集团军是为了以力量压倒敌人，而不是谋求智胜之道。当这种机会在默兹-阿尔贡进攻的最初几天出现时，美国远征军并没有加以利用的准备。德军增援部队迅速向第一集团军区域推进，很快就集中了大量兵力，其战斗能力超过了其敌人难以企及的水平。17
第一集团军为这次战役制定的计划，是通过界定有限的目标，并用狭窄的推进区为军、师划定界限，进一步抑制了部队的机动，束缚了指挥官的手脚。它的命令不必要地将“无经验的指挥官的注意力集中到前方的山丘或其他地形上；[并且]使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前方区域，而忽视或无视敌人的后方。根据CGSC的评论，其对进攻机动的影响是可以预见的：
因此，注意力就集中在第一点，也就是停止的目标上，这个目标是如此缺乏想像力，并最大程度限制了主动性。尽管尽了一切努力，陆军的目标从来都难以捉摸。军长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可以清楚地把握目标，但是师、旅长都被困在“机动线”和其他复杂情况中，他们的努力无论在战线内外都是相互依存的，仅会受到地形影响，并且从行动命令的本质来看，他们能够而且必然会对在行动开始时得到一点小收益就心满意足。事实证明，就是如此。18
最后，对大规模和火力的强调，加上限制性的机动计划和美军师的臃肿结构，使得军无法按它被组建时的机动、快速打击的理念而展开行动。这种由拿破仑设想的、并为其组建的部队设计的进攻性机动，有赖于正确运用其组织原则和理论原则，以及无所畏惧的、富有经验的敢于冒险的指挥官。这样的指挥官正是1918年的美国远征军所缺乏。第一集团军指挥官亨特利格特将军后来自己承认：“对孤立和侧翼炮火的合理担心是（对默兹-阿贡进攻的）命令背后所在，”他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事后他遗憾地指出，“这是我们本应承担的危险。”19美国军事领导人在指挥和调动军一级单位方面缺乏战前经验，其负面影响再一次“从经验中吸取教训”。
这种对错失进攻机会的追溯性反思，似乎在整个陆军中广为流传，并被证明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影响美军的理论和组织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远征军未能充分发挥军的作战能力，未能完成机动进攻的任务，这在战后牢牢盘踞在陆军领导者的心头。CGSS对军行动的深刻批评说明，人们正在研究吸取的血的教训，并承诺在规划未来战争时将注意这些教训。
1930年出版的《大部队指挥官手册（暂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努力。该手册在1942年被取代，正式作为《野战条令》（FM）100-15《大部队》出版，该手册与1939年FM100-5《作战》的出版一起，在两次大战之间，帮助美国陆军对如何克服战壕僵局进行了一次综合性评估。正如其指出的那样，这两本手册都强调进攻的目的首先是消灭敌军。“决定性的战果只能靠进攻获取，”新的作战手册宣称，“一切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是以战斗来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20摧毁敌人的主要力量是军，手册上说它是进攻机动的“主要战术执行司令部”。
为了得到这些理论和组织上的结论，陆军同时着手解决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现的同样重要的缺陷：缺少训练、教育，军官团缺乏指挥和运用大部队经验。1920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NDAA）大有助于陆军解决这一缺陷中的经验问题，它大规模扩大了军队的规模，大大超出了其在和平时期的历史标准。在被签署成为法律后不久，陆军部成立了九个地区性的“军区司令部”，负责“管理、训练和战术上控制”日益增长的军队。21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这些司令部提供了重要的指挥和参谋训练机会，使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掌控陆军战术部队的军官们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作战理论聚焦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进攻行动和大部队的表现，在那里未来的军指挥官和参谋可以磨练他们指挥军级编队的技能，这对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学家罗伯特·H·伯林(Robert H. Berlin)撰写的关于二战期间指挥美国陆军军的34人传记，很好地说明了这些大部队在帮助陆军军官们准备指挥和领导军级战斗中所扮演的角色。柏林指出，得益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远征军中获得的经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34个军指挥官中的22位“获得了大量的指挥经验”， 在最终承担军的指挥任务之前，他们都担任过师级指挥。对他们的职业发展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在参谋方面的经验，因为这34位人员中的每一位都在这一时期担任过从团级参谋到将军级参谋的职务。22
军官团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级作战中所接受的教育，对于他们为军级指挥所做的准备同样重要。CGSS在1930年增加了第二年的学习大纲，以增加军官对修改后的进攻型理论的理解，并提高他们指挥和控制大部队的能力。第二年适逢《大部队指挥官手册》的出版，教学课程主要是以该手册所概述的原则为基础的。未来的34个军指挥官中，只有8人参加了为期两年的课程。有33人以一种或他种形式参加了CGSS课程，其中有13人以接近其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成为荣誉或杰出毕业生。此外，两次大战之间，34个军指挥官中有25人“在教室里当了10年以上的学生或教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此期间，34个军指挥官中的每一位都曾在“陆军教育系统的某个地方”担任过教员。23
陆军的理论、组织和专业发展计划的这些变化，其最终结果是，当美国陆军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配备了一批拥有必要训练、教育和经验的军官，从而历史上首次在作战中成功开展军级的进攻行动。随后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轻易得来的。虽然在战争中并非没有作战失利之时，但指挥和参谋陆军军级部队的美国军官所表现出来的技能，在大多数重要的军事活动和军事行动中，特别是在欧洲战区进行的那些最有利于集团军级和军级的进攻行动中，都稳定地发挥出来了。24
二战之后，美国急于复员，这可能会抹去二战前和战争期间在领导军级规模的部队中得到的来之不易的技能。作为一个“执行战术单位”，陆军认为在和平时期的军队中无需军的存在，是以在战役结束后不久，随即开始迅速撤编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建的24个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陆军迅速改弦易辙，并重新开始编组了几个军。值得庆幸的是，仍然有许多有才能的军官，他们具备所需的技能和才能，以指挥匆忙复役的部队。
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着出色表现的军，在1950-1951年朝鲜战争的第一年再次成为必不可少的指挥和控制层级。1950年9月，在零散地进入韩国以阻止北朝鲜军发起的突袭后，三个军指挥部开始发挥效力，在组织和集结被围困的美军部队来保卫釜山周边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25这三个军——第一、九、十军——在第八集团军从釜山防线突破后的运动作战中是不可或缺的。在仁川登陆、奔向鸭绿江、退守38线等快节奏行动中，他们熟练地调动下属部队，执行了关键的指挥和控制功能。虽然在整个战争期间，直到1954年停战，这三个军的军部都驻扎在朝鲜，但在1951年夏天在38度线附近实现了稳定态势之后，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就逐渐降低，因为再也没有机会进行那种快速运动的进攻性行动，而事实证明，军司令部对这种进攻性机动来说，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在其兵力卷入三八线的激战之后，陆军开始对其部队结构进行改革，这将对军级部队未来的组织和职能产生重大影响。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表明，美国需要保持常备的军事力量，以捍卫其战略利益和履行条约义务。美国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它像以前的战争那样，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动员和组织它的军队。它在194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时，要求军队在接到通知时随时准备反击苏联对欧洲的侵略。为此，陆军认识到，它需要各指挥层级保持活力，各梯队随时待命，一旦被迫投入战争，他们就可以在战区预先布署。随后，于朝鲜开展战斗行动一年，在复役了第一、第九和第十军后，陆军又复役了第五军和第七军，将其部署在欧洲，作为对苏联的直接威慑，以切实彰显其保卫北约盟国的决心。
虽然美国陆军在朝鲜战争后的30年中，所计划的进攻性地使用军级部队的机会有限，但它们的存在确实为陆军提供了持续的机会，以培养在战争中指挥和控制军级规模的作战编队所需的领导者。他们在和平时期的存在（陆军历史上的首次），再加上陆军在这一时期的主要防御态势在亚洲和欧洲，逐渐开始改变和影响军的结构和功能。虽然直到1990年代初期，这些变化才完全显现出来，但在朝鲜战争大约十五年后的越南战争期间，军中的这种变化已经明晰可见。戴维森中将在他1970-1971年担任第二野战部队司令的经历时，强调了军在越战期间不断变化的作用。野战部队司令部是在越南的军级司令部，除了作为“战术执行部队”的传统作用之外，还被赋予领土保卫以及咨询任务和责任。戴维森中将在二战期间和20世纪60年代分别在德国服役，充任军参谋人员。他指出，二战时和在越南时的军，其职能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指挥官的角色和参谋的重点”。他说：
在军司令部，在一场对称的冲突期间，指挥官和参谋们的关注点在下属部队的战术行动之上。军长领导着他的部队，发挥直接的领导作用。戴维森表示，在越南，军指挥官策划这场战斗，间接分配资源，使下级指挥官能够胜任任务，并关注军属侦察部队，集中相关军备，以推动对目标的打击和未来的行动。26
图9.1 1950年FM100-15，军的组织。图表由CAC历史为作者所绘。
1963年的FM100-15的版本引入了“独立军”的概念，使军被赋予了“战场管理者”和“资源分配者”的新角色。之前版本的FM100-15已经预见到了一个军“单独行动”的可能性，但是没有一个版本像1963年版本那样详细说明这样的一个军将如何运作和组织。FM100-15认识到“它在担负独立于通常由野战军提供的支持作用时，需要改变其通常与军有关的组成和职能”，要求从野战军支援司令部(FASCOM)调派一个支援旅到一个附属军，执行通常由其所属野战军司令部执行的战斗勤务支援任务。27传统的军将其角色维系在“战术执行单位”，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独立性的军被使用，它们从野战军分出来，负责自己的行政和后勤支持，很快就在军的结构和主要职能中占了优势。
1968年版的FM100-15继续扩大军作为战斗支援（CS）和战斗勤务提供者（CSS）的角色。该版手册在陆军词典中增加了“独立军”，并规定“独立或独立军”的运作方式与战区陆军相似，“通常承担着包括战区基本职能在内的区域性职责。”在独立或独立军结构中增加了一个军支持司令部(COSCOM)，以处理这样一个军需要执行的大量扩展的战斗勤务支持职能。28
这些军在结构上的变化反映了冷战时期战略环境的变化。虽然在1989年的FM100-15的版本之前，陆军的理论仍然把军称为一种“战术执行单位”，军在和平时期的存在为军在和平时期发挥作用提供了依据。由于陆军五支常备军中的三个军，其作战计划集中在击败苏联在欧洲的袭击，这三个军的指挥和控制结构严重地影响了军在冷战时期的总体理论发展。第三、第五和第七军的战争计划将他们置于多国指挥之下，这要求他们拥有有组织的情报能力和支援能力。如其最初形式一样，它继续在设计和组织军司令部方面发挥作用。这个军最初的设想是作为一个中间战术指挥部，帮助指挥和控制正在运动中的陆军，但在冷战期间，该军在寻求履行其新的和平时期角色并准备其设想的战时任务时，逐渐演变出了又一个行政和后勤支持层。29
美国陆军的冷战演变在1989年版的FM 100-15中达到了顶峰，正如它的新称号所指出的，现在只关注“军作战”。在这本手册中，陆军首次承认，军“不再仅仅是一个战术司令部”。“现代的军和过去的军不一样，”手册中刺耳地宣称。根据新理论下的表述，军现在除了发挥其传统的战术层面的司令部作用外，还要“负责向下属单位提供行政和后勤支持。” 30
虽然已经增加了它的角色，但军队的理论家们并没有完全忘记军最初的原始目的。回头来看其最初的构想，美国陆军从一开始就把军设计为“空-地战场的中心点”。将空中的维度整合到其控制的组合域中去，军被赋予了同步“战斗力量……以获得对敌人的战术和作战优势”的所有要素的责任。31
1991年，在100小时的海湾战争中，新的原则下军的主要作用和职能接受了实地检验。这支庞大的、多民族的、武器多种多样的部队组成了两个军八个师，进行了一场闪电战，摧毁了敌对的伊拉克军队。在地面战争之前的两周内，两个联合军的行动与拿破仑的“大军”所进行的最漂亮的行动相类似，他们跨越了300英里的路程，同时向攻击阵地运送了25.5万名士兵和6.4万辆车辆。32在随后的战斗行动中，该军行动迅速，令人印象更为深刻。国会的最终报告指出，“在100个小时的战斗中，第十八空降军将主力部队机动了260英里，而重装甲的第七军在包围伊拉克军队的过程中机动了150英里。” 33
沙漠风暴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和苏联的覆灭，最终导致了漫长而残酷的冷战的非正式结束，也使得美国军事理论家们在思考军指挥体系的未来时，走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人们认为，急于从“世界新秩序”（NWO）中收割“和平红利”是美国所应得的，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开始解散冷战军队，而军队的理论家则试图搞清楚NWO对军事理论和军队结构的影响。
图9.2 1989年FM100-15，典型的军的组织结构。CAC历史为作者绘制此图。
到1996年，陆军就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形势对军所产生的影响得出了若干结论。它抓住了关键特性，它认为未来军的作战行动将在1996年FM100-15的升级版本中翻开新篇：
行动将是联合的，而且往往是多国性质的。它们将反映在兵力投送行动过程中对有针对性部队的需要，这很可能是为了应对短期的危机局势。它们将贯穿从战争到战争以外的各种军事行动中。34
在回顾了美国自1980年代初以来所参与的战争之后，人们宣告军必须做好“全域军事行动”的准备，但很明显陆军认为，像海湾战争那样的大规模常规战役越来越不可能发生。相反，“非战争行动”，例如1990年代初陆军在波斯尼亚、索马里和海地开展的行动，被认为是陆军今后更有可能开展的军事行动类型。
在1996年对FM100-15的升级中，军在非战争行动（OOTW）中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与之前的版本不同，1996年版的FM100-15不仅是“美国陆军军在战争中的使用指南”，也是“非战争行动（OOTW）指南”。FM100-15宣称，军“非常适合进行OOTW，因为其司令部能够对OOTW实行复杂的管理。”根据陆军的估计，军对“各种作战部队和CSS部队”的控制及其CO-SCOM拥有的“许多CSS资产在OOTW期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进一步增强了军应对OOTW任务的适应性。35该手册的作者还认为，“军应对各种威胁的能力（暴徒、轻步兵和自然力量）”进一步证明了军是“OOTW的理想选择”。 36
在新的FM100-15中，军作为联合特遣部队（JTF）司令部在应急行动中的使用也得到了日益增加的重视。几十年来，这个角色一直在陆军理论里构建。在1950年的FM100-15版本中只简单地提到。到了1968年，JTF在FM100-15中就占据了一席之地，它将JTF描述为“由两个或更多的军种单位组成的短期特遣部队”。37到了1989年，毫无疑问地受到1983年格林纳达“紧急狂怒”行动中遇到的规划和执行问题的影响，以及随后通过的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的影响，该法案要求各军种之间加强合作和“联合性”。FM100-15第一次承认军司令部可以在加强了空军和海上力量支持之后，在应急行动中作为JTF的司令部来使用。38 1989年，在巴拿马展开“正义事业”行动期间，第十八空降军正是在任务中发挥了这一作用，对军是否适合担任这一角色作了进一步的说明。39到了1996年的FM100-15，“军作战”部分将此角色赋予军，使之成为条令，并更加以扩展，并详尽描述了充当JTF司令部使用时的军司令部的功能与结构。40
充当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这标志着军的自然演变。正如拿破仑把不同战斗力量中的陆战成分合并成一个可以独立作战的单一实体一样，战争后来具有了多维度的性质，这点在陆军不断变化的理论和组织中必须加以说明。陆军的军已经将空军部分纳入了它在1980年代制定的“空-地作战理论”中，现在认识到必须有一个更加统一的指挥结构的重要性，以便在军事行动期间控制包括空军和海上部队在内的所有战斗力量。将参加行动的所有部队集中在一个单独的、统一的司令部之下，有助于确保其有效和协调的运用，就像拿破仑在大约两个世纪前为法国军队所拟制的联合作战形态那样。
在军还在适应其再次修订的角色时，陆军继续探讨冷战结束的启示和20世纪后期的技术进步对其理论和部队结构的未来所产生的影响。陆军已经得出结论，认为自己很有可能被用于较小规模的应急行动，因此认识到其目前的结构与FM100-15所宣称的将指导今后行动的主要特性并不相容。陆军的困境是如何解决其成为远征军的需要，因为它现在是一支规模小得多的、主要以本土为基地的部队，战略机动性有限。陆军意识到它“将需要更轻型的战斗部队，但是它不能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新的部队必须至少拥有和现在的重装部队一样多的战斗力。”41陆军随后开始进行重大的改革，最终使军的组织和理论角色发生重大变化。42
图9.3 在军之下的司令部和下属单位任务性组织例子。本图由CAC历史为作者制作。
陆军的转型集中于建立一支以模块化、独立自持的旅为基础的部队，其中旅战斗队（BCTs）将成为陆军的主要“行动单位”（UA）。这种变化实质上把战术梯队向下转移了一个级别，并对旅级以上梯队（EAB）的角色和功能产生连锁反应。BCTs现在开始作为自拿破仑时代以来由师级单位所充任的自持的、联合的军事力量而起着作用。师也因而采取与军同样灵活的部队结构。作为“使用单位”（UE），师不再是固定的编组，而是承担了此前军的角色，充当作战的“主要战术指挥部”的角色。与此同时，在改革潮流的边缘，军被重新设计成一个作战层面的司令部，起着“将地面力量整合到战役中去的主要整合者”的作用。43
对军的结构和职能作用具有同样重要性的是陆军新的支援概念及其后勤单位随后的转变所带来的必要变化。由于拥有机动部队和司令部，陆军将其支持部队模块化，在此过程中解散了军支援司令部。取而代之的是，陆军建立了战区支持司令部（TSCs），负责从旅到战区的“每一级指挥”提供支持。新的模块化支持部队置于战区支持司令部的控制之下，允许执行“集中控制，分散执行”的支持理念。44
陆军在果断地参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持续作战行动的同时，开始了部队的转型和模块化。在这段时期里，军在这两个战区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并影响了陆军对军级理论角色的转变。在最初侵入伊拉克以及随后于2003年击溃伊拉克军队期间，第五军发挥了作为承上启下的中间战术司令部的传统作用，之后，第五军转变为一个联合特遣任务部队（CJTF）司令部，其组成如下“对伊拉克境内所有部队的作战行动进行控制，包括联合王国（UK）、西班牙、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多国部队。”45在“伊拉克自由行动”期间，陆军的军将继续发挥这一作用，充当伊拉克境内的驻伊多国部队司令部。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2009-2014年增兵期间，陆军的军再次发挥多国司令部的作用，充当了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联合指挥部），军对所有行动、进攻、防御、稳定和平民支持负责。46这些作用被纳入2010年FM100-15（现在更名为FM 3-92）的升级版中，其中指出陆军新的行动概念，全频谱作战，要求其部队将“将进攻、防御和稳定或平民支持行动结合起来，作为相互依存的联合部队任务的一部分，以夺取、保持和发挥主动权……以实现决定性的结果”。47
2010年版的FM3-92标志着军的理论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结合转型中的结构变化，这本开创性的野战条令认识到，“重新设计的军司令部代表了二战以来陆军组织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在摆脱了行政和后勤功能之后，虽然能力有了很大的扩展，军现在可以自由地重新关注其传统的作战指挥和控制职能。FM3-92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它观察到，军司令部是“被设计在初始阶段去指挥和控制陆军部队，指挥和控制地面部分，以及指挥和控制联合部队应对突发事件”，并指出军的主要任务是“在全频谱行动中指挥和控制地面部队”。 48
FM 3-92中的变化在短短四年后就得到了更充分的确立，美国陆军在2014年发布了FM 3-94，《战区集团军、军和师作战》。FM 3-94以再次把三个旅以上梯队（EAB）合并为单一的条令手册而著称。这种对在1989年之前撰成的FM 100-15的认同，使得陆军能够在一本手册中突出其部队结构的总体性质，有效地说明了所有三个梯队的互补性。49
在许多方面FM3-94都是编集了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军在结构和理论上发生的许多变化的最高文件。FM 3-94强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冲突中，该军司令部“发挥了从机动师的战术指挥到多国部队的行动指挥”，FM3-94强调了军的多功能性的重要性。作为“陆军最灵活的司令部”，FM3-94坚持军“必须像支持多年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一样，善于计划快速的非战斗疏散行动。” 50
FM 3-94也包含了因陆军在2011年采用“统一地面行动”（ULO）作为其新的作战概念所带来的变化。FM 3-94认为ULO是陆军不断发展的作战概念理论的自然结果和延伸，宣称：
“统一地面行动”是过去的理论发展到顶峰的自然智力产物。空地战认识到现代战争的三维性质，而全频谱作战则认识到需要同时进行进攻、防御和坚守行动的动态混合行动。该出版物以这两种观点为基础，并补充说明要取得成功，陆军的行动必须与联合、跨部门之间和多国伙伴的努力充分整合起来。”51
为军增加跨部门之间和多国间的角色，似乎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其担负的不断扩大的职能的又一个延伸。与以往在其责任中增加空中和其他维度的联合一样，它所增加的跨部门之间和多国间的责任既反映了其最近的行动经验，也反映了21世纪初军事行动不断变化的性质。52
在很多方面，这些变化标志着军的多种分级方式。最初军是一个几乎完全与野战有关的战术组织，又渐次增加了“对作战环境的塑形，并为师级和下级的战术行动设定条件”的责任，同时作为战争行动和战术层面之间的关键的“纽带”，从而把军提升到一个其必须与包括“克劳塞维茨三要素”的所有功能竞争的层次。53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目睹了拿破仑兴衰的整个过程后，他最敏锐的“战争论”的观察之一就是“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延续”。54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认为战争在人民、军队和政府的“非凡的三位一体”中进行。55对美国陆军理论的最新修改，使军实质上负责确保战争的外交（多国）和政府（跨部门之间）与军事/战术方面合作的部分。FM3-94实际上更深入地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真理付诸实施，把军规划为负责监督同时运用所有四种军事行动的层级——进攻、防御、坚守和对民政当局的防卫支持——以实现其相对于战场的作战目标。
陆军在美国军队中存在的150多年中，不断变化的理论和使用军上面的经验，体现了美国陆军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战争面貌而不断做出的忠贞努力。随着战争多年来的变化，军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强国，因此有必要维持一支全球迅速反应部队。1950年在朝鲜突然爆发的战争证实了这一事实，并表明陆军一旦蒙受召唤，就有必要随时准备部署和作战，以捍卫和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这就要求它保持所必需的所有各级指挥层次，以成功发动战争，包括诸如军一样的以前只在战时为监督作战行动的开展而组织起来的那些战术部队。
在和平时期，美国军队中的军级编组的存在对军的结构和作用产生了不可预见的后果。由于它累加上了行政和后勤方面的职能，并与被派遣去执行战争计划的部队建立了习惯性的关系，因此，在进攻行动中，它失去了指挥和控制联合作战部门这一主要战术功能的灵活性和能力。
尽管军的责任范围大为扩大，但转型逆转了许多这些变化，并允许军回归到战斗的本源。陆军向远征型、模块化、区域联盟部队的过渡，进一步提高了军在陆军部队结构和全面防御战略中的作用。随后，军的战斗职能得以扩大，其联合的、跨部门之间的、多国的和全频谱的责任从其传统战术角色扩大到行动领域，这进一步证明了军的极高敏捷性和多功能性，以及它灵活地调整其理论和结构的能力，以便随时准备好，在全球突发事件出现时娴熟应对。在所有这些变化中，从其最单纯的形式来看，军仍然是一个为了战斗而设计的作战司令部。如果选择这样做的话，可以“战斗或回避行动，并根据周围的姿态机动……以长时间单独作战”。56
随着军继续这样发展，并对不断变化的技术、不断变化的战略利益以及由此带来的陆军理论的变化（折叠多域战，并在不久的将来将行动进一步扩展到太空和赛博空间）加以应对，陆军领导人将明智地汲取关于军司令部的最初目的的历史教训，并继续组织、运用、配备人员、装备部队，使之符合它经常“通过经验学到的艰苦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