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工作室】叙利亚阿勒颇城市战战例研究——从抗议到内战，从内战到外部势力登上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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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长文：叙利亚阿勒颇城市战战例研究——从抗议到内战，从内战到外部势力登上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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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liyizhuxiaozu

很多朋友甚至长者，对小组能够在当前这种无偿的情况下，保持持续蓬勃发展很不理解，并且认为小组不会长远的存在下去。那么，今天，我们用一位小组大神的留言来回答各位的疑问:

我们如同美剧《失落的房间》（the Lost Room），这个房间的所有物品都有奇特的功能（如眼镜能防弹和灭火），传说这个房间的主人是上帝。有一天这些物品都失散了。但只要有一件物品出现在房间，其余的物品都会神使鬼差般循踪而来。

做人当知，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行事要为善

治学应晓，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开卷必有益

●作者/Charles River Editors

●译者/进击的长文

●校对/水长东

●取材/The Battle of Aleppo

从抗议到内战

尽管早在2011年1月份就出现了示威活动，但人们普遍认为3月15日是叙利亚“起义”的开始。那一天，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发生了数百起抗议活动，6名参与者被拘留。[26]第二天，安全部队镇压了首都内政部附近的另一场示威活动并逮捕了34人。[27]在叙利亚西北部的达拉市，抗议人士聚集在一起谴责政府逮捕拷打一名十几岁的男孩。据称这名男孩在3月初画了一些含有反政府内容的涂鸦。[28] 3月18日星期五，在叙利亚西部塔尔图斯以北的巴尼亚斯再次发生大规模示威活动。另外在霍姆斯、大马士革、达拉以及整个叙利亚的西部地区都爆发了示威活动。但是据报道除了巴尼亚斯之外的其他城市都遭到了封锁，安全部队镇压并拘留了参与者。[29]人权活动人士声称有4人在达拉市的抗议中被打死。[30]

从那时起每天都会发生抗议活动。葬礼经常演变成反政府集会，而周五的参与人数最多。阿萨德对抗议者的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他让弟弟马赫（Maher）全权处理抗议者。马赫在哈菲兹的哥哥里法特被流放出叙利亚之前担任了一个类似的角色，他是装甲第四师和保卫政权的共和国卫队的首领（莱施2012, 105）。正如哈菲兹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要求里法特镇压穆斯林兄弟会的叛乱一样，巴沙尔在30年后也要求马赫镇压叙利亚的抗议活动。马赫很乐意用同样残忍的方法镇压抗议，而且往往是亲自实施的（莱施2012, 105）。这两种情况的主要区别在于：哈菲兹和里法特所使用的方法最终证明是成功的，而巴沙尔和马赫所使用的方法显然使叙利亚陷入了宗教战争状态。

强行驱散抗议活动的行动变得司空见惯，安全部队甚至在葬礼上也使用了催泪瓦斯和实弹等传统方法。就这样，死亡—随后的葬礼和抗议—警察干预—更多的死亡，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叙利亚安全部队的行动不仅对反对派进行强行驱散和拘留，还经常对反对派活动频繁的城市实施围困和封锁。比如达拉市早在2011年4月就遭到封锁，除了每天晚上19:00到第二天凌晨07:00实行宵禁外，居民还面临断电、断水和断电话线的问题，食品、饮用水和药品供应也越来越困难。当地居民被安全部队任意逮捕和施以酷刑，试图将物资运进该市的行动也遭到镇压。[31]当局在5月宣布结束对达拉市的封锁。相关报告显示虽然撤出了一些参与封锁的部队，但封锁仍在继续。[32]

阿萨德从一开始就将这些事件描述成“有组织的武装分子”或“武装团伙”所采取的行动，并认为他们得到了“外国阴谋者”和“敌对势力”的支持，而不是把它们看成提出合理要求的国内运动。特别是以色列经常被指责成这些外国阴谋者之一。早在2011年，阿萨德在动乱开始以来的首次公开演讲中就提到了这一点。[44]当年3月30日，阿萨德在叙利亚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的敌人每天都在有组织、有系统、有科学地工作，目的就是破坏叙利亚的稳定。我们承认，他们选择的工具复杂并且高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他们选择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作为目标是愚蠢的，因为这种阴谋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不可能奏效。”（莱施2012, 76-77）。

直到2012年，叙利亚内乱仍在肆虐。当《明镜周刊》记者采访阿萨德时，当问到他是否对他的部属对待达拉市民的方式感到歉意时，他依然表现出挑衅的态度：“我们都会犯错，哪怕是总统也会犯错。即使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小错误，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的决策仍然是正确的。”在回答《明镜周刊》记者有关叙利亚人民希望阿萨德下台的问题时，阿萨德谈到了他的敌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国家？他们代表的是美国、英国、法国、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吗？我在这里的回答必须坦率而直接，这场冲突是从国外带进来的，这些人住在国外的五星级酒店里，他们说的和做的都是那些国家让他们做的，但他们在叙利亚没有群众基础。”与此同时，他宣称自己的对手与西方世界一样，是那些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这些问题与总统无关，杀害无辜者、爆炸以及恐怖袭击是基地组织带来的，与我的执政有什么关系？”

阿萨德的说法也得到了伊朗官员的回应。例如，2011年4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叙利亚发生的事情是西方人的恶作剧，尤其是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45]即使是外国媒体也被列入“敌对势力”，媒体报道受到限制，活跃的记者被拘留和驱逐。[46]这些行为有助于阿萨德政府对这些新闻报道实施管控。镇压武装叛乱和杀害合法地提出改革诉求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则是另一回事。因此即便采取了管制措施，只能影响传统的新闻机构和报道方法，网络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意味着有关当地事件的信息能够不受限制地在网上继续传播。

阿萨德把自己描述成“与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战斗在最前沿的英雄”。在2011年4月，叙利亚内政部长表示，叙利亚正面临一个“武装起义”，其中一些反政府组织使用了“讨伐异教徒（圣战）、建立一个萨拉菲斯特国”的口号。[47]来自基地组织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因此阿萨德试图利用国际社会的这种恐惧。一些人甚至认为，2011年3月释放200名囚犯（据报道，其中大多数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实际上并不是为了安抚抗议者，而是为了抹黑反对派而故意释放极端分子。据称，其中一些人还是由叙利亚秘密训练后被派往伊拉克与美军作战，但在他们回国后就被逮捕了。[48]

尽管其他国家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但令叙利亚陷入宗教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阿拉维派对于阿萨德王朝的大力支持。参与暴力镇压抗议者的政府和警察部队大多是阿拉维派，而反对派主要来自逊尼派社区。阿萨德通过将逊尼派描述为原教旨主义者（莱施2012, 106）从而利用叙利亚支离破碎的宗教人口背景为自己谋利。他辩称，如果原教旨主义的逊尼派在叙利亚掌权将意味着在他保护下的阿拉维派、伊什迈利派、德鲁兹派和基督徒都会流血。叙利亚少数民族只需要看看埃及科普特人基督徒在阿拉伯之春之后所遭受的迫害就明白这个道理了（莱施2012, 10）。

尽管阿萨德始终反对将反对派合法化的问题，但在暴力镇压和封锁城市的同时，阿萨德经常作出承诺并确实实施了部分改革。2011年3月，阿萨德在动乱开始以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承诺将立即开始实施改革，并警告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和改善经济条件”。[50]之后，他下令调查取消紧急状态法（紧急状态法禁止5人以上的集会，并将警方干预合法化），包括达拉市民在内的抗议者死亡事件，以及无国籍库尔德人数量问题[51]等抗议者的要求。

在做出这些承诺后不久，阿萨德在4月初发布法令授予叙东北部哈萨卡地区大约22万名被认定为“外国人”的库尔德人公民权。[52]因为逊尼派一直是反对派中的一部分，所以阿萨德的目标还包括满足逊尼派伊斯兰教徒的部分要求。所以当年4月阿萨德关闭了叙利亚唯一的赌场，并解除了禁止教师戴面纱的禁令。[53]

4月16日，在新内阁宣誓就职后，阿萨德发表了第二次电视讲话再次重申了取消紧急状态法的承诺。[54]他宣布：“紧急状态法司法委员会已经为新立法准备了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将提交政府，政府最迟将在一周内将颁布一项新法律。”[55] 4月21日，阿萨德签署了一项法案，解除了紧急状态法。虽然在理论上，解除紧急状态法可以解除5人以上集会禁令使示威活动合法化。然而同时通过的另一项立法要求示威活动[56]需要得到政府许可，这意味着警察机关的干预仍在继续，逮捕也在继续。

2011年6月，阿萨德的第三次公开讲话承诺进行更多改革，包括进行全国对话、8月的议会选举和立法打击腐败，甚至还提到了选举和宪法改革，但没有具体说明。[57]和以前一样，所有这些都是抗议者的诉求。7月份，全国对话在大马士革西北部的迪马斯（Dimass，也叫Demas）的一个度假胜地举行，讨论向多党民主过渡的问题。尽管“温和派”的政界人士参加了对话，但针对反对派的暴力仍在继续，因此反对派人士拒绝参加任何对话。他们在“不对话”的口号下举行了示威。[58]全国对话的结果在8月初得到落实，当时阿萨德颁布了一项法令允许组建多个政党。[59]

从政治改良发展到武装冲突主要由四个主要因素导致：1.尽管同时采取了改革措施，但阿萨德政权仍继续使用暴力镇压示威者；2.反对派认为阿萨德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他的改革没有得到认真的实施;3.国际社会无法具体地影响当地局势；4.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抗议活动不再足以影响叙利亚领导层的变革。

即使阿萨德能够真诚地推进改革，但对“非法”抗议者来说，政府持续的镇压也是一个“太少也太迟”的态度。这意味着在反对派离开以后，阿萨德可能什么都不会做。示威者的诉求从包括废除紧急状态法、增加自由、多党民主、结束腐败和释放政治犯等改革要求发展到到要求推翻阿萨德政权，其性质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反对派认为阿萨德真的愿意倾听并执行他们的要求，就不会使用武力来镇压抗议。

国际社会在敦促阿萨德政权改变其政策方面无能为力且存在严重分歧。今年4月，俄罗斯、XX和黎巴嫩反对欧洲国家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批评叙利亚政府镇压反对派。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解释了俄罗斯的反对立场，称叙利亚对抗议活动的干预并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相反，他认为“对地区安全的真正威胁可能来自外部干预”。[60]事实上，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发表的第一份声明内容其实与政府镇压抗议者无关，而是谴责2011年7月12日发生在法国和美国驻大马士革大使馆的袭击事件。[61]一个月后，安理会主席终于发表声明表达了对叙利亚局势的关切。[62]

由于缺乏协调统一的行动，导致个别国家单独与叙利亚接触。但事实证明，各个国家在改变阿萨德政权的行为方面同样无效。例如，2011年4月，美国对“叙利亚官员和其他负有侵犯人权责任的人，包括那些与镇压有关的人”实施了制裁。5月份，阿萨德和其他6名叙利亚高级官员被指定为制裁对象。6月份，美国还继续实施了其他制裁。这些制裁清单中包括向叙利亚政府提供物质支持的伊朗组织和个人。在8月，“总统发布13582号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在叙利亚进行新的投资，禁止美国人向叙利亚出口商品或销售服务，禁止进口叙利亚的原油或石油产品，并禁止美国人参与涉及叙利亚的原油或石油产品交易。”[63]

5月至6月，欧盟（EU）对叙利亚和伊朗的部分个人和组织实施了制裁并扩大范围。最初在5月，13名“被认定对暴力镇压平民负有责任”的高级官员受到制裁。欧盟还通过了认定被用作“内部镇压”的武器和设备禁运清单。当月晚些时候，包括阿萨德在内的另外10名官员也被列入制裁名单。6月份又增加了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IRGC-QF）的成员在内的7名被制裁名单，[64]以及4个组织。[65]在采取经济措施的同时，包括联合国秘书长（UNSG）、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和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在内的各方都纷纷谴责叙利亚政府，并召回了驻大马士革的大使。今年8月，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还公开呼吁阿萨德下台。

然而，阿萨德并没有下台，制裁和武器禁运并没有阻止政府对抗议者的镇压，即使召回大使（更不用说公开谴责了）也没有影响他的决定。因此叙利亚政府持续的镇压行动和对改革的不作为，让大家认识到通过合法变革的方式很难取得成功。如果不能让阿萨德下台，说明抗议仍然无效。如果国际社会在召回大使、发出谴责和实施制裁之外什么都做不了，什么决议也无法形成，考虑到叙利亚政府的安全部队，也许武装反对派是更容易成功的办法。

有明显的事实可以支持这一观点。反对派最初的武装行动就是对政府封锁的回击。最早有记载的事件之一发生在2011年5月底，当时政府军对塔尔比塞和拉斯坦的封锁引发了居民使用自动步枪和火箭筒进行回击。美联社援引一位活动家的话说，叙利亚人拥有轻武器并不罕见，包括塔尔比塞和拉斯坦。但这两个地方最终都被镇压。

从6月11日开始的吉斯尔舒古尔包围期间也有类似武装反对派回击的报告。然而到6月13日，叙利亚政府却表示这座城市已被完全收复。[69]2011年7月底，叙利亚自由军（FSA）的成立使得武装反对派的实力大大巩固。该组织在里亚德·阿萨德上校（Riad al-Asaad）的领导下由叙利亚军队的叛逃者组成，宣称将推翻阿萨德政权。这是第一次成立有组织的军事反对派，充分表明即使是叙利亚自己的安全部队前成员，也认为有组织的武装反对派是击败该政权的合理方式。

尽管阿萨德分裂叙利亚人民的策略可能在最初阶段帮助他保住了政权，但却加深了国内的宗教冲突。此外，随着叙利亚军队的叛逃者开始组建叙利亚自由军，伊斯兰圣战武装分子也开始加入战争（莱施2012, 174-75）。尽管叙利亚自由军由许多世俗分子组成（英国广播公司2013年10月17日报道），但阿萨德的宣传活动仍然不厌其烦地将他的敌人描述为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恐怖分子。他还宣传如果叙利亚自由军获得胜利描述，将导致叙利亚什叶派和基督教社区的种族灭绝。这种恐惧促使准军事组织阿拉维派（阿拉维派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沙比哈斯”（Shabihas））不加区别地杀害反对派和逊尼派成员（莱施2012, 177）。也许并不奇怪，阿萨德否认了沙比哈人的存在，并辩解到:“叙利亚没有所谓的‘沙比哈人’，在许多偏远地区军队和警察不可能去营救和保护人民，因此人们购买了武器并建立了自己的部队，以抵御武装分子的袭击。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和军队打过仗，他们成立民兵组织不是为了支持总统，而是想要保卫这个国家不受基地组织的袭击。”

里亚德·阿萨德上校

从内战到外部势力登上政治舞台

“首先，你谈论的是美国而不是叙利亚的总统——所以他只能谈论他自己的国家。他来审判叙利亚是不合法的，他没有权力告诉叙利亚人民他们的总统应该是谁。第二，他所说的与事实毫无关系。一年半以来他一直在谈论同样的事情——总统必须退出。发生了什么事吗？什么都没有发生。”——巴沙尔·阿萨德

《牛津英语词典》（OED）将“内战（civil war）”定义为“某一国家、州或社区居民之间的战争”。[70]虽然叙利亚战争一开始主要是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内部冲突，但这场战争最终引来了大量外国势力的干预和大批参战的外籍武装人员。当武装冲突进入第5年时，“内战”一词已不再准确。

伊朗在2011年4月开始支持阿萨德政权。当时美国认定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向叙利亚情报总局（GID）提供支持。而该机构是叙利亚最重要的官方情报机构，在镇压抗议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圣城旅的两名高级指挥官也被认定“在暴力镇压叙利亚人民中发挥了作用”。[71]伊朗的个人和组织经常出现在与叙利亚冲突有关的名单上。

真主党也公开承认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2012年8月，美国财政部正式认定真主党为叙利亚政府提供支持。在8月10日的特别简报中，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戴维·科恩解释说，“自2011年开始，真主党在叙利亚直接训练了叙利亚政府的人员，叙利亚军队也接受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训练。”科恩进一步表示，真主党“在将反对派部队驱逐出叙利亚境内的战斗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72]尽管此前真主党秘书长哈桑纳斯鲁拉(HassanNasrallah)否认了这些指控，但真主党部队仍在与叙利亚政府军[73]并肩作战。

科恩

哈桑纳·斯鲁拉

伊朗的这种支持必须从上述“抵抗轴心”的角度来看待。必须考虑到维护阿萨德政权的重要性，包括维持现有的补给线：即通过叙利亚将伊朗的武器、设备和资金运送到真主党控制的黎巴嫩地区。因此，伊朗和真主党都将竭尽全力阻止阿萨德政权被一个不友好的、亲美的逊尼派政府取代。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伊拉克进行的军事干预，已经把这个伊朗曾经的敌对国家，变成可以施加影响和介入的友好国家，即便德黑兰虽在叙利亚失利也并不打算放弃这些成果。

起初，真主党的支援“规模和范围仅限于顾问和支持作用”。[74]伊朗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的援助也相对有限。有报告称其范围仅限于参与逮捕行动、援助封锁通信的技术以及武器供应。[75]但2011年6月，美国财政部认定伊朗国有航空公司自2006年以来为伊朗革命卫队运送军事相关设备，并动用商业航班运输导弹或火箭部件，此举违反了针对叙利亚的制裁条款。[76]后来随着武装冲突的爆发和蔓延，为支持以叙利亚阿拉伯军为首的政府武装，伊朗的军事援助力度不断加大。

伊朗和真主党也会在阿萨德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增派兵力。例如，2015年7月阿萨德公开承认存在兵力短缺的问题。他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提到“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被迫放弃我们想要固守的地区”。此外据估算叙利亚政府军冲突爆发前的30万兵力目前仅剩一半。[77]随着政权力量的削弱，面对高强度的连续作战和有限的后备兵员，它自然变得更加依赖于真主党、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兵力支援[78]。还有信奉什叶派的阿富汗雇佣兵，他们在自己国内的冲突中向伊朗寻求庇护，并通过被招募来换取好处。[79]随着叙利亚国内政权支持者开始反对草案，外国武装力量的参与变得更加重要。目前叙利亚男性为了逃避兵役而选择了逃兵、行贿，甚至移民，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服兵役就意味着上前线和死亡。[80]随着冲突的持续，叙利亚政府军从以叙利亚人为主，逐渐演变成由越来越多的黎巴嫩人、伊朗人、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组成的部队。

尽管这些部队与阿萨德目标一致，但这也意味着他会逐渐依赖真主党和伊朗。并且这种依赖迫使阿萨德在当前和以后都必须保证他们的利益（特别是伊朗的利益）。在该地区，对补充兵员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将真主党的注意力从抵抗以色列转移到确保阿萨德政权的生存上来——虽然以色列才是真主党真正存在的理由。这并不是说该组织完全停止了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例如，2015年1月，以色列空袭导致叙利亚戈兰高地的6名真主党战士和一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将军丧生，从而引发了有限的冲突。[81]然而，真主党在叙利亚的行动使得其与以色列的再次开战变得更加不堪设想，真主党在叙利亚战场上的作战人员获得的实际战场经验，可能会使未来与以色列的冲突更加残酷。在2016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美国之音（VOA）援引一位匿名的真主党指挥官的话说，叙利亚战场是“我们与以色列下一场战争的彩排”。[82]

普京

即使有国外军队的强力支持，叙利亚政府在战场上仍然有不小的压力，最终导致了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外国干预进一步扩大。俄罗斯于2015年9月进入叙利亚。叙利亚问题专家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在一份特别报告中表示，尽管俄罗斯在打击ISIS蔓延方面措辞强硬，但它进入叙利亚主要有3个战略和战术目标：包括保护其在塔尔图斯的海军资产，扩大俄罗斯在该国的军事存在，减少未来任何潜在行动的部署时间；确保叙利亚政权的生存能力，防止其被亲西方政府取代；通过展示军事斗争准备能力，发展威慑力量。[83]事实上，尽管俄罗斯宣称将打击ISIS列为其进入叙利亚的一个关键原因，但俄罗斯的空袭“绝大多数针对的是叙利亚西部叛军控制的领土，而不是ISIS在北部和东部的据点”。[84]虽然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2016年3月宣布俄罗斯撤军，但路透社（Reuters）报道称，莫斯科向叙利亚运送了更多设备和物资并继续进行空袭。

俄罗斯的持续介入，包括对政府军军事行动的支持，必然意味着事态进一步发展。不仅阿萨德政权的陆军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外国士兵，而且其空中力量也将得到俄罗斯战机的补充。在战场上，俄罗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重要盟友，并让形势朝着有利于阿萨德的方向发展。[86]因此，在此后的叙利亚，伊朗的利益将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即便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显得非常好（2016年8月中的一段时间，俄罗斯甚至利用了伊朗境内的一个基地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发动进攻），普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影响力。从该地区和世界的角度来看，尤其是考虑到解决叙利亚冲突将涉及到一系列国际协商，而这其中也会有意或者无意地，以牺牲德黑兰的利益为代价。

如上所述，叙利亚武装冲突最初阶段，除了真主党和伊朗对阿萨德的有限支持外，一方是叙利亚安全部队，另一方则是叙利亚反对派；换句话说，这只是叙利亚内部冲突。但随着冲突的持续，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宣布叙利亚的局势为内战时[87]，反对派的成分也就像亲阿萨德的部队一样，既不是完全由叙利亚人组成，也不是完全由哪一派势力构成。

最初，自由军是由政府军的叛逃者组成的。虽然他们的旗帜随后将被各种新兴武装组织所采用，但实际上他们的领导层只能对各地发生的事件保持有限的控制。这些组织和其他将要成立的组织在优先事项、目标和支持者方面也开始出现分歧。包括自由叙利亚军在内的一些人希望推翻阿萨德政权，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民主国家。[88]另一些人则更希望未来的国家能够伊斯兰化，但仍保持民主的性质。而以人民保护部队（YPG）为代表的叙利亚库尔德人想要通过军事斗争并宣布成立自治区。

扎瓦希里

还有一些人为推翻阿萨德政权而战，其目的是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并开展全球圣战。这包括“努斯拉阵线”[89]，它是由当时被称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I）的埃米尔建立的“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在2006年由多个武装组织（其中最大的是伊拉克基地组织）合并而来。[90]尽管该组织与基地组织有一定联系，但它一直试图在世界上展示一个更为温和的形象。例如，2015年，“努斯拉阵线”指挥官阿布·穆罕默德还一度声称，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希里命令“努斯拉阵线”不要袭击美国或欧洲，以免影响其在叙利亚的使命。[91]

该组织在2016年7月更名为“法塔赫胜利阵线”并宣布与基地组织断绝所有联系，这是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的举动。这次更名是为了在叙利亚重新树立一个良好形象，消除其主要障碍之一，即“基地组织”这个负面名称。一些反政府组织不愿与该组织结盟，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和俄罗斯正在讨论针对“努斯拉阵线”的空袭行动被曝光以后。然而，一个名字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改变，它与基地组织的联系是否真的被切断还值得怀疑。[92]

当然，无论是讨论叙利亚的逊尼派圣战组织还是讨论整个冲突都无法避开ISIS这个因素。该组织的目标是创建和扩张伊斯兰哈里发国，即一个由哈里发领导的，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而且哈里发必须是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93]2013年4月，时任伊拉克伊斯兰国（ISI）领导人、ISIS现任哈里发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 Baghdadi）宣布该组织已扩张至叙利亚。尽管“努斯拉阵线”和“基地组织”否认与伊拉克伊斯兰国（ISI）合并，但效忠于巴格达迪的分子已经分裂出去，加入了如今被称为ISIS的组织。然而，ISIS官方直到2014年2月才宣布断绝与这两者之间的任何联系。1个月之后，ISIS控制了叙利亚东北部拉卡省省会拉卡（Raqqah）和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Anbar）主要城市费卢杰（Fallujah）。

这个激进圣战组织计划到6月底前进一步扩大其控制的领土，占领包括伊拉克北部的伊拉克第二大城市，以逊尼派为主的摩苏尔。[96]就在那个月，该组织宣布“伊斯兰国”更名，宣布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并将巴格达迪命名为哈里发。[97]这一宣布将激励各个ISIS省（ISIS wilayat）发布效忠声明。除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多个省份，ISIS还在利比亚、埃及、也门、尼日利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和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宣布成立了“省份”和分支机构。此外还有一个“巴林省”，尽管该组织迄今为止声称的唯一一次袭击是2015年10月在沙特阿拉伯东部省份针对什叶派的一次枪击，但ISIS的“内志省”[98]也声称对此前的袭击负责。

然而，该武装组织的活动将不限于已宣布加入ISIS的地区；到2016年夏天，“伊斯兰国”指导或授意在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科威特、黎巴嫩、马来西亚、突尼斯、土耳其和美国的领土发动了袭击，[99]面对ISIS的攻势，伊拉克军队的崩溃在客观上帮助ISIS夺取大量领土，随着其全球传播，逐渐改变了冲突的影响因素，甚至改变了对叙利亚阿萨德的态度，这将在随后的文章中进行更详细讨论。简而言之，ISIS的蔓延直接导致了优先事项的转变，以至于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西方都主动开始加入打击ISIS蔓延的斗争，并将优先于其他的一切事务，包括之前坚决要求阿萨德下台。

ISIS和基地组织也将改变叙利亚冲突的构成。尽管外国武装分子并不仅限于这两个组织。但据信，在叙利亚与阿萨德政权作战的绝大多数人都加入了圣战组织，尤其是ISIS。根据2015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有2.7万至3.1万名外国战士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ISIS。[100]因此，随着战争的继续，反对派和政权方面的外国人也参与进来。如果我们回到《牛津英语词典》对“内战”的定义，很明显叙利亚冲突不能再被准确地归类为“内战”。

随着冲突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它对叙利亚地区、邻国以及随后的国际社会的影响也在扩大。从2011年4月开始，叙利亚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和境外难民的数量起初是有限的，但随着冲突的加剧，这一数字逐渐增加。对于那些想在叙利亚境外寻求庇护的人来说，邻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首选目的地。例如，2011年5月，叙利亚军队进入距黎巴嫩边境约3英里（不到5公里）的塔尔卡拉克后，大量难民通过用于走私的非官方边境口岸涌入黎巴嫩。之后的一个月，对吉斯尔舒古尔的围困导致5000名叙利亚人逃离该城进入土耳其，因为它距离边境只有大约10英里（约16公里）。[101]对于那些逃离南部战乱的人来说，约旦成为一个合乎逻辑的目的地，包括距离边界仅有约4英里（约5.6公里）的达拉市的居民。库尔德地区自治政府（KRG）也欢迎难民，尤其在2012年初其中许多难民是库尔德人。库尔德政府是伊拉克北部的自治区，通常被称为“伊拉克库尔德斯坦”。

随着冲突的升级，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人数急剧增加。据美国估算，截至2016年5月，叙利亚境内有1350万居民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另有650万国内流离失所者需要援助。[102]这些人中有许多人获得的援助非常有限甚至没有。这有很多原因：全国各地的战斗不断扩大，几乎没有地区不受影响；现有的服务和基础设施被破坏；需要援助的人数不断增加；无法进入某些地区，包括持续的战斗、ISIS等激进圣战组织控制的领土扩张，以及阿萨德政权拒绝允许援助进入等。例如，2016年5月，代尔祖尔（DeirEz-Zor）被ISIS围困，运送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得使用高空空投来提供一定程度的救援。[103]2016年6月，反对派控制的大马士革地区达拉亚（Darayya）迎来了自2012年以来的第一支救援车队；因为此前阿萨德曾禁止外部势力进入该地区。[104]有多项指控称，叙利亚政府故意阻止向叛军控制的地区运送援助物资，目的是“饿死”叛军。[105]

在外部，受叙利亚危机的影响，邻国的基础设施、经济和人口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难民人数不断上升。例如，2012年11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表示，每24小时内就有1.1万人逃离叙利亚，逃往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使难民总数达到408,000人。[106]近四年后，截至2016年8月16日，联合国难民署登记在册的叙利亚难民达到4,808,229人。在流离失所者涌入之前，约旦和黎巴嫩等国已经在经济上陷入困境。2010年，甚至在叙利亚暴乱开始之前，世界银行就报告说约旦的失业率为12.5%[108]，青年失业率达到惊人的30.1%。[109]2012年，世界银行将黎巴嫩的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比例定为27%。[110]

除了造成就业方面的竞争进一步扩大以外，很大一部分难民并不是住在难民营中，而是住在各个社区，这一事实使现有的服务和机构在面对日益增加的人口时往往不堪重负。[111] 2016年3月，联合国难民署还面临并将继续面临资金短缺，今年2月在伦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认捐的资金也尚未拨付。[112]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东道国的负担，特别是财政负担，使它们对自己的长期稳定问题产生严重关切。“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对经济贫穷和前景不满导致的愤怒来解释。举个例子，突尼斯的“导火索””穆罕默德·布亚齐齐（Mohammad Bouazizi）来自一个失业率估计为30%的城市[113]，他在自己的谋生方式——贩卖农产品的小车被没收后绝望自焚。

难民危机进一步演变为一场欧洲危机，尽管这种情况不能完全归咎于逃离叙利亚的人。这场“危机”始于2015年，当时大约有100万移民和难民进入欧洲。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经由地中海抵达的难民中，约有46.7%来自叙利亚，其次是阿富汗，占20.9%。[114]对欧盟来说更糟糕的是，埃尔多安在2016年2月威胁说，如果不提供额外的支持，他将把在土耳其收容的数百万难民送到欧盟。他还表示，他的国家已经为此花费了90亿美元。[115]

欧盟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在2016年3月与土耳其达成协议，承诺提供财政援助以换取安卡拉方面遏制难民流入欧盟。这包括一个被称为“一对一”的概念，即重新安置一名已登记的叙利亚难民到欧盟，以换取从（主要是）希腊返回土耳其的每一名非法难民，尽管对这个数字有一个上限。[116]2016年6月，欧盟地区信托基金还宣布了一项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向土耳其提供1.65亿欧元（约1.86亿美元）的援助，以“支持教育，包括叙利亚年轻人的学校建设和高等教育，并扩大土耳其南部的自来水和污水处理设施”。作为这个“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约旦收到部分资金（2100万欧元,或2350余万美元）来整修延伸的供水网络，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UNRWA）收到的1500万欧元（大约1680余万美元），用以援助逃离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难民。[117]

除了叙利亚的危机演变为邻国和欧洲的危机，难民对他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担忧也日益突出，尤其是随着西方国家境内与ISIS有关联、并受到其煽动的袭击事件增多。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2015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讨论了这个问题。报告声称：“伊斯兰恐怖分子决心通过难民潮渗透进入西方，而美国缺乏必要的信息，尽管对安全性的审查不断增强，但仍然无法有效地甄别来自叙利亚冲突地区的难民是否与恐怖主义保持联系”。但是该报告解释说：“越来越多的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可能会导致联邦执法部门反恐案件的增加”。事实上，该报告的调查结果直接引用了欧洲的情况，称他们“开放边境”的举措是“圣战分子的一个‘轰动事件’”，而已经在那里的叙利亚难民群体是“极端组织招募兵员的来源”。[118]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称叙利亚难民是伊斯兰武装分子的“特洛伊木马”，[119]而英国公投脱欧（Brexit）通常被描述为反对移民，包括难民入境。[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