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美】【炮】美国陆军野战炮兵和近距离空中支援_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野战炮兵
美国陆军野战炮兵和近距离空中支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野战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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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当知，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行事要为善
治学应晓，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开卷必有益
●作者/约翰·J·麦克格雷斯
●译者/Gcheng
●取材/Fire for Effect
仅仅在美国内战结束的5年后，炮兵在普法战争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发动了一系列短暂的战争，并对炮兵进行了现代化改进。到了1870年与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战争，普鲁士炮兵装备了钢制后装“克虏伯（Krupp）”线膛炮。该炮在射程、精度和可靠性等方面都优于法军的火炮。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妨碍普鲁士人利用火炮优势的原因是法军步兵武器优于普鲁士步兵武器。[1]
为此，普鲁士人发明了炮兵两个阶段运用的战术。在第一阶段，正如美国内战南方同盟军在葛底斯堡的战术，将炮兵集中起来。在色当（Sedan），普鲁士人（德国人）集中了540门火炮，编成一支庞大的战炮连。该连在远离法军炮兵能够回击的距离上对其实施炮击。一旦敌军火炮被摧毁或击退，德军就将炮兵转入第二阶段的运用。与第一阶段的集中使用相比，第二阶段是分散指挥。庞大的炮兵连被分解成小的单位，向前机动以支援实施进攻的步兵。炮兵尽管遭受伤亡，但是仍然成功地支援了德军步兵，使法军无法发挥其步枪的优势。在色当，德军对法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迫使拿破仑三世投降。尽管技术上的创新使得普法战争中的许多经验教训不再适用，但是集中使用的战术不久导致欧洲各国军队在炮兵连以上建立固定的炮兵部（分）队。陆军在军一级很快编制固定的炮兵旅，下辖炮兵团和炮兵营。[2]
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当欧洲已经爆发战争之后，美国陆军野战炮兵在技术上进行了改进，包括改进火炮的设计和射击技术。但是从战术上讲，训练的重点仍然是小型轻型的火炮的传统任务，即向步兵提供近距离支援。对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成兵种部队，炮兵无法向步兵机动作战提供不间断的火力支援，其火力仍然是直瞄射击。步兵和炮兵在本质上是各自实施独立的战斗。即使在战争中欧洲野战炮兵采取了包括集中间瞄火力的新技术之后，美国野战炮兵仍然采用上个世纪的战术。但无论如何，欧洲在战争中的发展创立了现代野战炮兵。到战争结束时，炮兵编制和火力控制技术几乎保持到现代的大多数时期。[3]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欧洲野战炮兵的运用类似于美国野战炮兵。用于支援步兵的是小口径火炮，德军和法军分别使用77毫米和75毫米口径火炮。1897年开始使用的法军75毫米野战火炮的设计师对火炮进行特殊设计，以防止后坐力破坏火炮的定位，使之在每发炮弹之间不必重新瞄准，快速射击。在1914年之前，德军按照法军的标准改进了轻型77毫米野战火炮。[4]
在编成上，双方都使用庞大的野战炮兵部队，向集中的步兵军团提供支援。仅法军就部署了1000个4门制75毫米炮兵连，平均1000名步兵就可得到4门火炮的支援。1914年，德军一个步兵师为各步兵营提供1个6门制77毫米炮兵连。法军的师属炮兵装备24门75毫米火炮，即每个步兵营0.75个炮兵连。全军关于这些火炮的运用理论各不相同。[5]
总体上，德军强调火力，而法军重视机动性。德军的军属和师属炮兵编有一定数量的105毫米和150毫米重型火炮。法军的进攻理论特别强调高机动性的轻型火炮，因此法军1914年的战斗序列中在野战集团军以下没有装备重型火炮。法军的75毫米火炮比德军的77毫米火炮的射速更快，但是德军将轻型和重型火炮进行混编，能够在更远的射程上产生更大的杀伤力。此外，德军轻型火炮编入6门制的炮兵连。1914年，一个德军师编有72门野战火炮，而一个法军师只编有24门野战火炮。[6]
与法军相比，德军在更高层次上发展了步炮协同。通常师一级的高级炮兵指挥官控制集中使用的炮兵连，这些炮兵连的使用是按计划向步兵最重要的行动提供支援。尽管法军的作战理论强调进攻作战，炮兵的使用是为步兵起到辅助作用，但是其进攻思想是野战炮兵主要用于支援实施进攻的步兵。法军计划使用75毫米火炮的直瞄火力，在步兵指挥官的控制下遂行近距离战斗。预期的战场流动性妨碍了炮兵火力进行更加周密或更大范围的运用。[7]
在1914年战争开始的战役中，双方在理论和武器上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当突然实施防御作战时，法军的一些师发现炮兵运用于防御作战的准备不足。例如，1914年8月21日，在关键的沙勒罗瓦（Charleroi）战役中，德军迅猛地渡过桑伯尔河（Sambre River），向法军第5集团军发起先发制人的进攻。遭到德军进攻的法军第5步兵师在没有步兵进攻所需支援的情况下，没有使用或没有呼唤在步兵后面射程之外的炮兵。在战役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一些炮兵连甚至从未射击，即使该步兵师几乎没有中断过行动。[8]
这种情况并非异常。战争开始的战役中双方总体作战模式是：法军火炮尽管射速更快、精度更高，但通常位于不能向敌军射击的位置上；而德军火炮不但射程更远，而且能够在最佳的位置上集中并射击，为被支援部队的总体计划提供强有力的支援。一名德军前线炮兵营营长反映，虽然他能够自由地在射程内向视距内的敌军目标射击，但是通常看不见任何敌军炮兵。像法军那样，德军对敌军目标也实施直瞄射击，通常在步兵前面而不是后方射击。[9]
德军的推进不仅使步兵精疲力尽，而且过度拉长了交通线和炮兵补给线。已经退回到自身交通线的协约国部队充分利用德军缺乏协调和反击的机会。在第一次马恩河（Marne）战斗中，法军炮兵位于适当的位置上，能够为进攻步兵提供支援。法军炮兵在战争中首次证明自己，令其75毫米火炮声誉鹊起。对于法军第5步兵师，75毫米火炮有效地打击了德军防御部队，有力地支援了库尔吉沃（Courgivaux）镇周围持续两天的行动（1914年9月6-7日）。德军随后撤退，利用5天时间在埃纳河（Aisne River）以北的高地一带构筑防御阵地。在这条新的战线上，固定的堑壕战逐步展开，野战炮兵因此发挥更加强大的作用，因为在堑壕战中火力比机动更加重要。[10]
1914年初期的战役证明，炮兵的适当运用具有毁灭性的作用。然而，前线之所以很快变得固定不动，是因为以机枪为主的步兵火力具有很高的作战强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其余时间里，野战炮兵成为指挥官努力战胜步兵火力的最重要的武器，它既能够在防御中粉碎敌人的进攻，也能够在进攻中像野战经验所证明的那样，根据指挥官的企图以密集的集中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体系。密集火力在进攻前逐步延长持续时间。[11]
现代炮兵的作战方式在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间瞄射击。1914年初期的战役表明，野战炮兵过于靠前部署是相当危险的。英军在勒卡托（Le Cateau）损失了一个师的炮兵，而法军和德军在阿登高地（Ardennes）伯尼斯（Bertrix）的炮兵也遭受重大伤亡。[12]
间瞄射击技术的采用解决了野战炮兵纵深部署的需求问题。纵深部署使野战炮兵能够在敌军直瞄火力的射程或观察之外生存下来。间瞄射击技术是几何学和弹道学因素在目标处理信息上的运用，而目标处理信息是由配置在前线附近，而不是炮兵连阵地的观察员提供的。这种射击方法早在1914年之前就已问世，当时日俄战争的双方均广泛采用这种方法。当时美国关于这场战争的观察家已经预见到间瞄火力未来的统治地位。德军也曾考虑过重型野战火炮采用间瞄射击问题。但是直到前线变为固定，这种方法才在野战中得到运用。[13]
间瞄射击的主要缺点是，当时的各种通信手段与观察员的联系上存在诸多限制。在直瞄射击中，炮兵连连长通过语音口令或手语信号直接指挥射击。间瞄射击依赖观察员通过无线电台或野战电话机与炮兵连相连。1914年的无线电台既不可靠也不便携带。在马恩河战役中，德军统帅部在与所属各军进行无线电通信时遭遇巨大的通信困难。野战电话机在固定的作战中运行良好，但是当部队不断前进或退却时，依赖架设电话线的电话机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14]
既然1914年参战各方都想实施机动作战，因此炮兵及其步兵指挥官认为间瞄射击是不切实际的。然而，当战线变得固定不变时，观察员可能通过暂时的野战电话线与炮兵连取得联系。间瞄射击令炮兵连可部署在隐蔽地形和纵深地域。所有战斗部队很快采用这种方法。由于射击技术随着战争的进行不断完善，几乎所有的战斗部队都使用间瞄射击。到1915年中期，战斗部队将担负支援的炮兵配置在前线堑壕后方2-3公里处，位于步兵团指挥所和师指挥所之间。[15]
步兵以机枪为为的火力，加上缺乏战役机动的作战空间，到1914年底使西线的有效进攻行动停下来。随着前线变得固定，野战炮兵首次完全成为合成兵种的一员。实际上，固定的防御作战依赖集中的炮兵火力才能成功。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野战炮兵开始充分融入合成兵种部队。[16]
甚至在阵地战成为首选样式之前，人们已经认为炮兵对于所有进攻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比利时开始的战役期间，德军步兵的进攻受到最低限度的炮兵支援，因此德军在英军控制的蒙斯（Mons）被短暂击退。此后，德军总是在突击之前实施预有准备的炮击。法军也从尝试和失败中终于意识到这一点。在实施许多没有充分的炮兵支援的突击之后，法军师长们不久也拒绝在没有预先炮击的前提下进行攻击。这种炮火准备早在1914年11月开始成为法军正式的指导原则。到1915年时，法军步兵只有在炮兵已经将建筑物夷为平地之后才实施突击。[17]
从1914年底到1917年底，多数进攻要么失败，要么最多只取得有限的成功。在大多数时间里，协约国在进攻，而德军除了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外一直在防御。总体战役战术态势以及现有的火炮储备和弹药补给，最终导致了炮兵火力运用的“摧毁和抑制”这两个基本理论的产生。
火力的摧毁理论主要是协约国阵营根据1915年的战场经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阶段，协约国的进攻在面对德军炮兵和机枪时，在总体上是失败的，或者只取得极其有限的成功。根据诸如1915年3月的纳夫夏贝尔（Neuve-Chapelle）战斗，协约国得出结论：炮兵火力必须摧毁进攻步兵当面敌人的一切抵抗。这一理论产生的自然结果是，在进攻步兵的当面实施广泛的预先炮火准备和不断延伸的猛烈炮火掩护。[18]
法军和英军的火力达不到德军火力的强度。在整个1915年，德军炮兵相对于法军和英军炮兵保持着优势。德军战前的预想是，使用更多更大口径的火炮突击比利时和法国境内的固定防御工事。由于高弹道的特性，更大口径的榴弹炮在间瞄射击时更加有效。针对这种差距，法军和英军的解决办法是实施持续时间更长的炮击。[19]然而长时间的炮击牺牲了作战的突然性。德军像例行公事一般对攻击地域保持警惕，并能够集中部队给予反击或组成反击预备队。协约国则实施被认为是无法抵挡的更猛烈的炮击作为回应，期望炮兵火力按计划摧毁德军的阵地。在整个1915年，法军炮击的持续时间延长到6天。1916年在索姆（Somme）河一带，法军的炮击持续了7天。在梅西纳山（Messines Ridge）开始的1917年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进攻作战时，英军实施了长达21天的炮击。猛烈的炮火有效地摧毁了德军参加反炮兵战的炮兵，在地面造成的这种毁灭性打击迫使步兵不得不占领被摧毁的德军前沿阵地。德军虽然很清楚哪里正在进行突击，但是因阵地下方一连串的地雷爆炸而无能为力，不得不向纵深阵地撤退。[20]
在这种炮击牺牲战役的突然性的同时，协约国进一步增强这种作战方式也丧失了战术的突然性。随着这种炮击持续几天甚至数周，德军的防御部队无法确定炮火何时结束，进攻何时开始。然而，就在步兵实施突击旨在摧毁敌机枪阵地之前，协约国炮兵在索姆河发动了最后一次猛烈的炮击。此次炮击向德军暴露了即将实施战术进攻的企图。[21]
摧毁的失败既因为间瞄射击固有的分散配置的特性，也因为德军能够适应这种射击方式。从本质上，间瞄野战炮兵过去和现在都是面积射击武器。其火力能够破坏或暂时压制敌军。长时间的炮击能够增强抑制效果，甚至达到摧毁的水平。但是与此同时，长时间的炮击不但会引起敌军的警惕，也会摧毁步兵推进时必须经过的地面。[22]
随着协约国炮击持续更长的时间，德军最初并没有为了降低对手炮击的效果而改变防御态势。在数年之后，在遭受索姆河猛烈的炮击之后，德军才放弃了坚守防御阵地的长久的传统。尽管英军在索姆河停止了进攻，但是德军因前沿集中部队而损失惨重。当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步兵将军埃里克·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于1916年中期开始共同指挥德军作战时，鲁登道夫立即启动一项研究工作，以探索新的更加有效的防御战术。[23]
研究的成果是1916年12月1日颁布了新条令，改变了德军的防御战术。防御作战由位于最前沿堑壕的防御主力组织的线性防御向纵深部署的防御转变。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的做法已经过时。德军将通过实施坚决迅速的多梯次反击，保持防御的主动权。[24]
新条令还强调对地形的最佳利用。在任何可能的地点上，防御部队应占领反斜面阵地，以使敌军难以观察防御阵地。在协约国占有观察优势的地点上，德军就撤退到有利的阵地位置。因此，防御阵地在确保已方防御部队实施最佳的监视的同时降低进攻之敌的观察质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炮兵的作用。1917年春的撤退行动就是一次最佳的战例。当时德军从西线中心一个较大的突出部向被协约国称为兴登堡防线的预有准备阵地撤退。该防线的位置选择最主要是考虑炮兵的运用问题。[25]
到1918年，协约国也普遍采用了纵深防御理论，以应对德军的渗透战术及其随伴炮兵的抑制战术。1918年7月在兰斯（Reims），法军第4集团军击退德军的进攻。与此同时，在西面相邻的前线，法军第5集团军因采用更加传统的防御战术而溃败。这是德军在战争中最后一次取得进攻作战的胜利。[26]
炮兵在协约国进攻中的作用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随着战争的进行，摧毁理论颠覆了野战炮兵和步兵之间的传统关系。现在，步兵向前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增强炮兵火力的效果。这样预先制定的时间表决定了绵延的炮兵密集火力，以打击与先遣部队平行的一排目标。位于索姆河的步兵不得不以横队队形、按炮兵推进速度向前推进。如果成功，那么炮兵将引导步兵达成目标。[27]
现在，炮兵的射程也决定着战场的纵深。作战目标被调整到整个攻击过程中炮兵的射程之内，因此将作战行动限制在适合火炮技术性能的地形上，以及弹药储备能够使用多长时间之内。[28]
然而实战证明，摧毁并不是有效的解决办法。在1916年索姆河战役和1917年帕斯尚尔战役中，摧毁没有完全实现，即使德军在前沿阵地遭受沉重的伤亡。当帕斯尚尔进攻战役在梅西纳山打响时，集中的英军炮兵几乎摧毁了一半的德军炮兵，迫使其余德军炮兵在广泛的炮兵决战之后撤退。英军炮兵的位置向德军暴露了进攻的位置，于是德军采用新的纵深防御战术进行撤退，以使英军在达成有限目标的同时，保证德军步兵遭受尽可能少的伤亡。因此，集中的英军炮兵虽然成功摧毁了德军的防御炮兵，但无法歼灭德军的步兵。[29]
德军尽管在早期具有重型火炮的优势，但还是采用了不同的炮兵火力运用方式。到1914年底，在从瑞士到北海的不间断防线使西线得到巩固之后，德军最高统帅部面临两线作战的问题，而且东线的同盟国较弱。这就意味着，德军无法于1915年集中足够的兵力实施进攻作战。因英国海上封锁造成物资短缺，德军最高统帅部将防御态势延长到1918年初，仅在1916年于凡尔登（Verdun）实施了短暂的有限进攻作战。
为了不失去战术或战役的突然性，同时从东线更加开阔的空间或担负反击任务的角度去审视炮兵的进攻作战，德国陆军制定抑制理论以取代摧毁理论。在抑制理论的指导下，炮兵支援失去对自身的控制。炮兵火力要适应步兵制定的机动作战计划。德军炮兵不必摧毁敌军的炮兵和机枪，而是利用其火力破坏敌军的防御部队，使之无法妨碍德军的进攻。在这一过程中，德军早期的重型火炮发挥重要的支援作用，与协约国相比，它能够实施火力更强大、持续时间更短的炮击。对于协约国而言，这种炮兵的运用要求制定详细的时间表。但是德军在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更改时间表方面表现得更加灵活。[30]
对于德军，1914年10月29-30日的瓦伊（Vailly）战役是炮兵运用的分水岭。沿埃纳河岸，德军第3军实施了成功的进攻，这是自6周前首次马恩河战役失败以来的第一次进攻胜利，也是德军对实施堑壕防御的敌军步兵取得的第一次进攻胜利。这场战役表明，德军和协约国在炮兵运用和理论上存在差异。德军第3军军长重新将全部所属炮兵置于一名炮兵指挥官的统一指挥之下。进攻胜利的关键因素是，德军步兵能够在法军从德军密集炮火的打击效果中恢复之前向前推进。[31]
为了达成上述目的，德军通过在实际突击之前的4次暂停预先炮击，首先保持进攻的突然性。当炮击真正结束时，法军在前沿堑壕重新占领阵地时却行动迟缓。预先炮击造成敌军的任何伤亡都会产生附带的好处。然而，炮击的目的不是摧毁敌军阵地，而是迫使敌军防御部队寻找掩护，从而压制敌军。如果德军步兵在最后一次炮击停止之后立即实施坚决的进攻，那么它就极有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夺取大部分的法军前沿堑壕。德军在瓦伊的多数地点上的行动是成功的。炮兵火力抑制敌军防御部队并与步兵机动紧密协调，成为整个战争中德军的标准战术。[32]
然而，德军也不能忘记炮兵对于步兵的重要性。在瓦伊，德军指挥官将先头部队的推进限制在支援炮兵的射程之内，因为他担心如果支援炮兵不得不向前机动以支援步兵向更远距离推进，那么当法军反击时，德军步兵就很容易遭到攻击。无法将预备队向前机动以保持成功进攻的锐势，一直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军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难题。[33]
在防线得到巩固之后，德军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重型火炮的优势。但是这一优势因补给困难和需要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西线实施防御而抵消。防御作战中的抑制原则几乎也适用于进攻作战。德军依靠强大迅速的步兵反击，结合炮兵火力的支援，其目的是抑制进攻之敌。[34]
在取得东线的一些战役的胜利之后，德军总参谋长埃里克·冯·法尔肯海因（Erich vonFalkenhayn）步兵将军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以间接的方式在战役上采用了协约国的摧毁理论。他认为，德军炮兵的优势正如1915年5月对俄军实施的哥利治-塔诺夫（Gorlice-Tarnow）战役所证明的那样，也能适用于范围更加狭窄的西线。如果德军能够威胁法军的凡尔登要塞，那么他推断法军将为国家的荣誉而战，誓死保卫该城。德军炮兵尔后利用火力摧毁法军的进攻部队。
哥利治-塔诺夫这个地方比瓦伊大得多。德军在准备阶段集中炮兵火力，但在地面突击时分散炮兵火力。炮兵和步兵指挥所配置在一起。预先的炮击持续短暂，在4-6小时之间，除了两次欺骗性的暂停。当炮兵火力从俄军前沿转移到后方时，德军步兵以最小的伤亡迅速越过无人之地，然后突击俄军堑壕进行肉搏战。在某些情况下，德军在炮火准备转移之后不到5分钟就能到达俄军堑壕。[35]
其结果是俄军阵地瓦解，大量士兵投降或逃跑。德军及其奥匈同盟国达成重大的战役突破。在前线重新得到巩固之前，同盟国中央军部队清除了大部分波兰领土上的俄军部队，俘虏敌军14万人。[36]
法尔肯海因意识到，西线地域过于狭窄且拥挤不堪，无法复制在哥利治-塔诺夫取得的战役突破。但是他觉得只要有选择地运用德军炮兵强大的战斗力，就能歼灭凡尔登的法军。目的是消耗而不是夺取地域。凡尔登是作战的最佳选择地点。它不但是法军全力以赴防御的要塞，而且也位于指向德军前线的突出部位。炮兵可以从三个方向对法军实施射击。[37]
引诱法军在凡尔登上钩的关键是德军取得初期作战的胜利。法尔肯海因在突出部位周围集中了1612门火炮。为了保持突然性，德军炮兵的火力准备与当时的协约国军队不同，只持续了10个小时而不是一周的时间。初期的突击步兵和专业工程兵紧随密集火力向前移动，并在火力转移时立即猛攻法军的前沿堑壕防线。初期的突击取得了成功，尽管作为预计目标的凡尔登要塞还没有失守。但面临失守的威胁导致了法军作出法尔肯海因期待的反应。法军很快投入大量的部队，既要援救凡尔登又要击退德军的进攻。[38]
然而，德军在指挥上出现了重大的上下不一致的问题。尽管法尔肯海因力求将法军引入消耗战的陷阱，但是这就要求德军自身不能陷入该陷阱。然而不久，所属部队在战场上又回到了强调夺取并坚守地域的老的战术上来。这种战术使德军步兵暴露在法军炮兵的火力之下。因此，德军于1916年7月停止了凡尔登的进攻作战，这时德军的损失还不到法军损失的三分之二，大约是26.6万：40万。法尔肯海因的指挥权于是让位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后者发展或支持对炮兵抑制战术与纵深防御相结合的进一步研究，以及进攻作战步兵渗透战术的运用。[39]
法尔肯海因已经在战役级运用摧毁理论。在战术级，步兵作战行动强调将炮兵配置在能够打击敌军炮兵的位置上。但是到了1917年，作战理论又开始重新回到炮兵支援步兵机动作战上来，而不是步兵继续行动以增强炮兵的火力效果。除了凡尔登战役外，德军几乎没有真正放弃这种理论。但是从1917年开始，德军继续改进步兵与炮兵的协同。协约国军队不久也效仿德军的做法。
早在1915年，德军就已经将步兵和支援炮兵指挥机构配置在一起。但是为了保证基层部队的战场灵活性，这样做还不够。法军和德军很快制定了设置炮兵联络军官（ALNO）的构想，使之成为一名不具备对任何特定炮兵部队行使指挥职责的炮兵军官。炮兵联络军官的主要职责是协调步兵和支援炮兵。德军在各步兵营指挥所配备一名炮兵联络军官。尽管通信方面的困难常常使得步兵与炮兵之间难以协调，但是配备一名炮兵联络军官是为了解决炮兵与步兵在指挥关系上存在的自相矛盾的难题：一方面炮兵应该支援步兵，另一方面步兵不应该根据炮兵的火力计划盲目行动。[40]
1916年12月战术理论的转变之一是，德军通过设置一名前线指挥官，进一步完善战术理论。前线指挥官通常由前线步兵营营长担任，他对本级地域内所有的作战力量具有完全的指挥权，当然也包括所有的支援炮兵部队。即使前线指挥官在行动中得到了其他营、全般支援力量和反击部队的加强，他仍保留对本级地域的指挥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各步兵团团长只保留行政和后勤职责。在德军新的体制下，炮兵的运用由一名指挥官负责指挥和决策。他配备一名炮兵联络军官，这有助于决策。因此像亨特和汉考克之间的争论问题就可以避免了。[41]
尽管作出了上述改进，但是射击时间表仍然是步兵与炮兵之间协调的最重要的工具。时间表在使用上缺乏灵活性，反映在当时的通信手段上。虽然战斗人员，尤其是德军战斗人员，竭力使炮兵在应对战斗条件时保持更高的灵活性和快速反应能力，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当时炮兵缺乏随步兵向前机动的能力。
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军队普遍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尝试。所谓的“步兵火炮”通常是炮兵连规模的分队，直接配属给实施进攻的步兵营或团。当时的步兵火炮主要用于对掩体和机枪阵地等点目标实施直瞄射击。为了便于携带，通常使用更加轻便的火炮，它更加接近于后来的反坦克炮。德军在执行这种任务时开始使用小型的迫击炮取代榴弹炮。后来协约国的法军步兵团和美军步兵师也开始使用迫击炮。
就野战炮兵成功运用于进攻作战而言，德军上校格奥尔格·布鲁赫米勒（Georg Bruchmüller）是1917年至1918年间最重要的人物。在东线早期取得显著战绩之后，布鲁赫米勒成为炮兵的“救火队员”。在1918年德军实施的所有重大进攻作战行动中，他被调往各部队指挥炮兵。他通过调整炮兵的编组以适应其任务改进了早期的德军炮兵战术，即强调突然性和步兵的快速突击。他将火炮编成3个功能群，各自担负特定的任务。所有火炮的目标是对敌进行抑制而不是摧毁，以支援地面进攻。[42]
在这种调整中，布鲁赫米勒采用标准的师、团和营野战炮兵指挥参谋机构，对功能群实施指挥。从1916年开始，德军优化了包括野战炮兵在内的编制结构。编制结构的调整有利于调整火炮执行特定的任务。在师，师炮兵取代了以前的炮兵旅。师炮兵编有1个野战炮兵团和1个重型炮兵营。其中，炮兵团下辖9个轻型炮兵连（6个77毫米野战炮连和3个105毫米榴弹炮连）；炮兵营下辖2个150毫米重型榴弹炮连和1个100毫米野战炮连。[43]
军一级没有固定的炮兵部队。但是军通常编有2个重型炮兵营组成的炮兵团提供反炮兵火力，必要时配属1个重型炮兵部队。到战争结束时，德军野战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均配备一名炮兵主任，通常由布鲁赫米勒担任。然而，这些炮兵部队只是最高统帅部炮兵总预备队根据需要进行配属的炮兵力量，后者对配属炮兵力量实施集中管理。[44]
布鲁赫米勒的第一个功能群是步兵突击群。该群通常由师炮兵指挥并向师长负责，它大约由当时3/4的炮兵力量组成。尽管必要时也可执行其他任务，步兵突击群的主要任务是支援步兵，向前沿阵地和突击部队前方发射密集火力。该群集中装备轻型野战炮和榴弹炮。[45]
除步兵突击群外，其余炮兵被区分为其他两个功能群。一是反炮兵群，约由1/5的炮兵力量组成。它通常由预备队师炮兵指挥官指挥，并接受军长的控制。其主要任务是向敌军炮兵阵地射击。它主要集中了配属给军的师属炮兵营团的重型野战榴弹炮。[46]
最后一个相对较小的功能群是远程群。对该群实施指挥的通常是炮兵团团长，他也直接向军负责。该群集中了炮兵部队的最远射程的重型和野战火炮。它通常根据图上定位对目标实施射击。目标包括射程内的远程指挥所、电话中心和其他设施。[47]
在“步兵火炮”的方案中，除了这些功能群外，布鲁赫米勒还从师炮兵抽调炮兵连，为各突击步兵团配属一个4门制随伴炮兵连。随着突击编队机动到支援火炮的射程之外，随伴炮兵连在第一轮突击波后距后方约1公里处实施第二轮突击波，向瞬时目标射击并提供及时的炮火支援。此外，各突击师配属一个专门的突击炮兵连。该连区分为单炮，突击编队各步兵营配属一门，成为第一轮突击波的组成部分。[48]
步兵突击群和反炮兵群在炮兵团指挥机构下进一步划分为两个主要的小群。在炮兵营营长的领导下，各小群和小群规模的远程群又进一步划分为几个更小的群。小群由各种武器混编而成，而更小的群通常由单一武器装备的炮兵连组成。各小群编有一个特定的火力部门。[49]
布鲁赫米勒将这些特定的编组应用于详细计划的炮火准备。炮火准备分3-5个阶段实施，交替攻击敌前沿和使用毒气弹与高爆榴弹向敌人发射反炮兵火力。将火力从敌前沿转移开来旨在引诱敌步兵部队重新返回阵地，以便及时对其前沿展开下一阶段的攻击。整个炮火准备通常小于5个小时，但是火力猛烈。[50]
随后立即实施猛烈的炮兵掩护和步兵向前推进。预计推进纵深达6-7公里，足以穿越敌主要防线及其野战炮兵阵地。如果推进发展顺利，布鲁赫米勒则开始将射程不足的炮兵连向前机动。随着敌前沿被突破，炮兵重新恢复常规的编组结构。[51]
布鲁赫米勒的方法虽然主要的目的是压制敌炮兵和步兵，但同时也含有摧毁和欺骗的成分。由于灵活性得到了增强，炮兵军士和初级军官组成的独立分队装备了野战电话，随先头步兵向前推进，并提供炮火以打击那些先前炮火打击之后遗留下来的瞬时目标。[52]
从1917年底开始，德军将布鲁赫米勒的方法与非线性步兵“渗透”战术结合起来，开始在一系列的进攻作战中取得巨大成功。其中包括从1918年4月的圣昆廷（Saint-Quentin）进攻作战开始的里加（Riga）、康布雷（Cambrai）战役和1918年德军所有主要进攻作战行动。由于协约国向受威胁前线派遣预备队的速度大于德军的推进速度，德军的这些进攻作战行动最终失败，但是在行动初期还是取得了战役级的成功。
此外，协约国军队针对德军战术主要采取的对策是实施纵深防御。在1918年兰斯系列作战行动中，德军于7月实施了第5次即最后一次进攻，以攻击法军第4和第5集团军。法军第5集团军采取通常的防御方式，即包括大量炮兵在内的靠前防御。在此地段，德军和布鲁赫米勒取得了像往常一样的初期胜利，直到协约国集中兵力攻击德军刚刚建立的突出阵地，迫使德军残余部队退守原先的阵地。[53]
但是在法军第4集团军的防御地段，法军指挥官采取了类似德军纵深防御的方式。主阵地前沿不在防御前沿，而是位于前沿阵地后方4公里处，几乎在德军炮兵的射程之外。法军炮兵也配置在主阵地前沿之后。包括布鲁赫米勒在内的德军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仍然像往常一样实施进攻。遇到麻烦的第一个征兆是，当德军从战俘提供的情报得知进攻失去了战术的突然性时，法军立即实施了长达40分钟的猛烈的炮火反准备。炮击有效地杀伤了德军的集中突击步兵，因为法军没有占领附近的堑壕，所以法军炮兵不必担心造成误伤。[54]
德军按计划开始进攻，其中包括布鲁赫米勒的五阶段火力准备。但是火力准备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打击的目标是无人占领的阵地。德军很容易就推进到法军的前沿阵地，但是法军第4集团军早已将警戒部队配置在这些前沿堑壕的后方。警戒阵地在猛烈的炮火中保存下来，成功地将德军先头步兵与炮火隔离开来。由于炮火无法压制法军的支撑点，因此德军推进缓慢，其步兵不得不使用自身的武器予以压制。此外，德军正在进入法军完好无损的炮兵的射程。德军在到达法军主阵地前沿时已经丧失必要的火力和机动优势，以实施突破。进攻受阻，在不到24小时后被迫终止，此时法军开始反击。德军无法突破法军的主阵地前沿。
布鲁赫米勒作为集团军炮兵指挥官首尝败绩。打败布鲁赫米勒的作战方式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各种防御方法、可靠的情报与反情报行动和阵地纵深。在这场战争的剩余时间里，德军从未夺回主动权。当1918年年中的战争趋势开始不利于德军时，布鲁赫米勒在作战方法上的成就逐渐失去意义。他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担任德军野战集团军的炮兵主任，在阿尔贡森林（Argonne Forest）抵御美军的进攻。[55]
虽然兰斯战役是协约国针对布鲁赫米勒的作战方法的首次胜利，但是协约国军队早在1917年春于梅西纳山开始发展自己的作战方法。1917年10月，英军在康布雷进行了一次试验性进攻，旨在测试集中使用坦克的战场效能。由于英军强调突然性和不破坏该地形（1917年初德军退守该地区，因而此前双方没有对该地形进行过争夺），所以他们运用非常规的炮兵战术。
非常规的炮兵战术包括英军不实施预备性的炮火准备。坦克的冲击力和突然性将击败德军阵地。尔后的炮火掩护主要依靠密集的（飓风般的）图上侦察（map-spotted）（英军称之为预测）火力。英军进攻初期是相当成功的。然而，德军最终恢复过来并实施反击，成功地运用新的渗透战术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反击中，布鲁赫米勒从东面赶来担任炮兵观察员。德军反击中的炮兵部队是西线运用布鲁赫米勒式的炮火准备的首支部队。[56]
在经受德军1918年上半年的多次打击之后，协约国军队于7月转入进攻。此时，炮火准备的时间通常短于康布雷之前的年代，并且更加强调坦克支援和反炮兵火力。在1918年下半年成功实施进攻作战中，美军炮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炮兵一直以来是一个强大的兵种（正式的美国陆军之歌源于野战炮兵，绝非偶然），对于美国陆军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是现代野战炮兵走向战场的转折点。与过去相比，现代野战炮兵规模更大，编制层次更高。[57]
1917年4月，美国参战并加入协约国阵营。直到1918年年中，美国部队才大规模出现在西线战场。因此美军得以汲取协约国在编制和条令上的所有经验教训，至少汲取了德军在战争最初3年中的经验教训。经过1917年全年的广泛而周密的准备之后，美军远征军（AEF）基于1918年的这些经验教训对部队进行了编组。[58]
新型的美军步兵师炮兵下辖1个旅部、2个48门76.2毫米榴弹炮团、1个24门152.4毫米榴弹炮团和1个58毫米堑壕迫击炮连。每个步兵团得到1个12门76.2毫米榴弹炮野战炮兵营的直接支援，而152.4毫米榴弹炮和堑壕迫击炮则遂行全般支援任务。在军一级，美军远征军为1个野战炮兵旅配备1个120毫米榴弹炮团、1个152.4毫米榴弹炮团和1个240毫米堑壕迫击炮营。野战集团军编有4个野战炮兵旅，各旅下辖3个152.4毫米榴弹炮团。各级战术指挥官根据地面战术计划决定如何运用全般支援炮兵和上级所属炮兵。[59]
美军的一句格言“决不在预备队中保留炮兵”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师属炮兵旅及其所属部队通常担负支援其他部队的任务。当美军远征军在实战中的补充系统不完善时，一些师被分散开来以担任补充任务。但是各师炮兵旅仍然保留遂行战斗任务。在充分训练后，炮兵旅配属给军指挥机构或其他师。尽管美军远征军部署了8个军，陆军也只建立了3个军属炮兵旅。美军远征军有时从精减师抽调炮兵旅，有时使用师属炮兵旅担任战斗任务。这种编组上的不一致性造成的结果是，当机动部队进入战斗时，提供直接支援的炮兵部队还没有与之进行过协同训练或战斗。
例如，第32师就经历过这种情况。它原先是由来自佛罗里达、佐治亚和阿拉巴马的部队组建的国民警卫队。当该师于1918年2月到达法国时，它开始担任补给师。其建制的第57野战炮兵旅脱离该师。除了1918年6月的两周时间，该野战炮兵旅从未返回接受原来师的控制。1918年4月，在没有炮兵旅的情况下，该师重新转变为战斗部队，并于6月在一个相对平静的地区进入战斗。从1918年7月到战争结束时的11月，该师参加了美军远征军所有重大战役。在此期间，该师的炮兵支援由各种法军和美军师属炮兵提供。在默兹-阿尔贡进攻作战的最初17天里，其他4个师的师属炮兵旅向该师提供连续的炮兵支援。其中一个师为预备队，一个师为精减师，其余两个师还得到了非建制炮兵的支援。[60]
就炮兵而言，除了编组上困难外，美军部队还遇到了基本的作战理论问题。尽管陆军是根据堑壕战的条件组建部队的，但是美军远征军指挥官约翰·潘兴（John Pershing）将军却坚定地认为，堑壕战只是暂时的态势。美军部队必须准备在开阔的机动战条件下作战。因此，潘兴命令部队为这两种作战样式进行训练。这两种作战样式尤其与炮兵运用和技术上的经验不相适应。美军野战炮兵逐步熟练间瞄射击，尤其是图上侦察确定目标。美军参战时间相对短暂，实际上主要遂行进攻作战，尽管都是在堑壕战条件下，而不是开阔的条件下进行的。[61]
尽管如此，美军计划人员还是强调堑壕战条件下步兵与炮兵的协调。协调的途径是为各步兵团配备大量的炮兵联络组，制定周密的计划，预先制定机动和火力计划。鉴于1918年的通信能力，时间表成为协调步兵与炮兵行动唯一有效的手段。因此，炮兵联络组根据火力计划受领任务，而不是在行动开始后调整火力。[62]
美军在战争中的首次行动是在法国的康蒂尼（Cantigny）实施的。当时美军的炮兵火力计划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布鲁赫米勒的可操作的多阶段计划。在法军重型火炮的加强下，美军第1师炮兵旅实施了持续1小时的炮火准备。进攻发起时刻前5分钟，与隆隆的炮火准备同时实施的是，综合使用高爆榴弹和毒气弹进行反炮兵战，以压制德军炮兵。德军火炮很快被压制。美军先头步兵团迅速夺取康蒂尼，遭遇已经被炮兵火力削弱的敌人的抵抗，但是缺乏已方炮兵的支援。[63]
由于没有炮兵的支援，美军第2师在贝洛森林（Belleau Wood）被击退后，在最后突击之前实施了持续2小时的密集的炮兵射击，几乎摧毁了整个森林。然而，美军多数火力准备的射击距离过短。1918年9月26日的默兹-阿尔贡进攻作战是美军在战争中实施的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作战开始时，美军实施了持续6小时的火力准备。后续的炮火掩护持续了2小时左右。[64]
战争刚结束，一名堪萨斯政客就认为，第35师，即堪萨斯和密苏里国民警卫队师之所以在阿尔贡森林6天（1918年9月26日至10月1日）的战役中遭受7000多人的伤亡，是因为缺乏炮兵和空中支援。该师不得不从阿尔贡撤退，在战争的其余时间里要么担任预备队，要么部署在战事相对平静的地带。这次公众的呼吁表明，作战经验对于诸如炮兵的技术兵种尤为重要。[6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35师第60野战炮兵旅在这6天里一直担任支援任务。该师在参加默兹-阿尔贡进攻作战之初对炮兵的管理较为混乱。预先计划的炮火掩护以每分钟向前约122米的速度推进，最后超越步兵前沿以远的地方。炮兵只发射了高爆榴弹而不是毒气弹，因为担心德军的报复。德军最终还是发射了毒气弹。在整个陆军，炮兵在进攻作战的开始阶段是没有效果的。[66]
对于第35师，情况甚至更糟。该师的法制75毫米火炮射速缓慢，每分钟1到2发。与此同时，其他火炮的射速至少在短时间内可以达到每分钟30发。此外，火炮的配置距离后方太远，使之不得不在第一天的下午向前机动。机动并不顺利。火炮机动堵塞，使前方步兵数小时得不到支援。[67]
第35师在6天的作战中一直遭受炮兵的困扰。第2天，只有1个炮兵营位于适当位置为进攻提供连续的支援，但是崎岖的地形和障碍物还是阻碍了炮兵向前机动。没有炮兵支援，师的进攻必然失败。后来在下午发起的第二次进攻更加成功，因为炮兵位于适当的位置上。但是随着德军的逐渐恢复，该师在第2和第3天的进攻收获甚微。第4天，炮兵火力完全没有与步兵的机动作战进行协调。这意味着，师的主攻向前推进时没有得到炮兵的火力支援。德军的防御火力大量毁伤早已不到500人的步兵团。此外，德军在战斗中投入了3个中队的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以攻击美军的进攻步兵。该师残部后退到工程兵团构筑的后方一线。被严重削弱的该师最终获得了炮兵支援，从而避免了德军可能发动的致命的反击。总共31个炮兵连被集中起来掩护部队撤退到新的防线。两天后，该师从前线被换防下来。[68]
尽管阿尔贡6六天的激战引起了堪萨斯的战后政治危机，但是针对缺乏马匹或炮兵造成的第35师的失败并不是一件丑闻。该师拥有建制的炮兵及其装备。它真正缺乏的是作战经验。在较为平静的地带部署数月之后，该师迎来了首次进攻作战。诚然，美军许多师也遇到同样的情形，并且在阿尔贡战役开始时美陆军首次火力准备总体上是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的，但是软弱无力的各师属炮兵旅旅长进一步妨碍了第35师的作战行动。[69]
一个月之内，美军炮兵技能得到巨大的提高。美军在战争中最后一次的火力准备是最有效的。1918年11月，美军第1集团军实施了此次火力准备，开启了默兹-阿尔贡进攻作战的最后阶段。这是美军战时炮兵实施的最成功的火力准备。在宽约24公里的正面上，第1集团军集中了1538门榴弹炮和其他火炮。火力准备只持续了2个小时。各进攻师配备了双倍的炮兵，将火炮靠前配置以最大限度地支援步兵的进攻。火炮射速在每分钟10至12发之间。毒气弹与高爆榴弹混合运用。因此美陆军取得了最接近潘兴将军关于机动战设想的结果。实战证明，对于一个师第1天向前推进约8公里，炮兵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到第2天结束时，进攻作战已经在德军防御体系中打开了宽约16公里的突破口，使德军一个师遭到瓦解。不久，美军到达未曾遭受战争破坏的原始地形。毒气弹的使用迫使德军撤出关键地形，实际上使得战争的最后几天成为追击行动，即每天向前推进6到8公里。当停战协定签署以结束战争时，美军已经到达色当南面的默兹河。[70]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炮兵作战行动的独特的特点是提出了“步兵炮兵（infantry guns）”的观点，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里引起争议。与布鲁赫米勒的随伴炮兵连和突击炮兵连的构想相似，两个师属野战炮兵营通常在进攻中被指定接受步兵的直接控制。1个下辖3个连的炮兵营被拆分开来，分别配属给各师属步兵旅。该旅接着为2个步兵团各配属1个炮兵连，并称之为“步兵炮兵”。第3个炮兵连被拆分为几个炮兵排，单独编为“随伴炮兵”（accompanying guns）支援先头步兵营。随伴炮兵实施直瞄射击以攻击先头步兵前面的点目标。[71]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现代炮兵的开端，使之成为合成兵种部队的关键成员。大规模的阵地战改变了炮兵的射击方式，增强了炮兵的火力。间瞄射击的采用，使炮兵的射击方式从观察问题转变成数学问题。在整个战争期间，火力效果从短暂的炮击过渡到持续一周的大规模火力，然后又重新回到短促但猛烈的火力（见图2、3和4）。到战争结束时，广泛制定计划、任务编组和贴近实战的射击时间表弥补了炮兵的不足，最为显著的是弥补了炮兵战场机动和通信方面的不足。
图2 1915-1918年德军炮击的持续时间
在现代战争中，炮兵成为一种面积目标射击武器。炮兵主要的战场性能使之能够压制敌军部队，使其他兵种能够在敌人最小程度的阻碍下实施机动。炮兵火力的摧毁效果是其不明显的次要特征。到战争结束时，所有战斗人员都理解这种观点，尽管炮兵火力的摧毁效果在后来的战争中不时引人关注。
图3 1915-1917年协约国军队炮击的持续时间
图4 1917-1918年协约国军队炮击的持续时间
[1]Major General J.B.A. Bailey, Field Artillery and Firepower (Annapolis, MD: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4), 206–207; Bruce I. Gudmundsson, On Artillery(Westport, CT: Praeger, 1993), 1–2.
[2]Gudmundsson, 1–2, 4..
[3]Steven Allen Stebbins, “Indirect Fire: The Challenge and Responsein the US Army, 1907–1917”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93), 84.
[4]Gudmundsson, 7.
[5]John J. McGrath, Scouts Out! The Development of ReconnaissanceUnits in Modern Armies (Fort Leavenworth, KS: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Press, 2008), 28. The British and Germans averagedmore than six tubes per thousand infantrymen. See Bailey, 241.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ratio was 2.82per thousand. See McKenney, 107.
[6]Gudmundsson, 25, 7; Vincent Meyer, “Evolution of Field ArtilleryTactics During and as a Result of the World War” (Individual Research Paper, USArmy Command and Staff School, 1930), 3–4; Robert M. Ripperger, “TheDevelopment of the French Artillery for the Offensive, 1890–1914,” The Journalof Military History 59 (October 1995): 617; Bailey, 236–237.
[7]Bailey, 236–238; Meyer, 3; Ripperger, 608; Leonard V. Smith,Between Mutiny and Obedience: The Case of the French Fifth Infantry Divisionduring World War I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43n16;Ripperger, 604.
[8]Smith, 43, 49.
[9]Gudmundsson, 29; A. Seeger, “Our Baptism of Fire,” Field ArtilleryJournal 5 (October–December 1915): 662.
[10]Smith, 59. The French 75-mm gained such acclaim from itsperformance at the Marne that, after the war,a German general felt it was necessary to defend the quality of the Germanartillery. See Major General (Retired) Isbert, “The German and French FieldArtille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Field Artillery Journal 8(September–October 1920): 527–538.
[11]Bailey, 243n9; Ripperger, 604.
[12]At Le Cateau, the British field artillery lost 38 out of 43 guns.See David Lomas, Mons 1914: The BEF’s Tactical Triumph(London: Osprey, 1997), 80–81. At Bertrix in the Ardennes,the artillery of the opposing sides actually engaged each other with directfire at close range. Infantry overran artillery positions on both sides,although ultimately, with the Germans holding the field, only the French lost their guns. SeeTerence Zuber, Ardennes 1914: The Battle of theFrontiers (Charleston, SC: The History Press, 2007), 147–150; Bailey, 243n9;Ripperger, 604.
[13]Nesmith, 317, 322; Bailey, 237.
[14]John J. McGrath, Crossing the Line of Departure: BattleCommand on the Mov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t Leavenworth, KS: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Press, 2006), 78, 80; Ripperger, 604.
[15]Bailey, 243; Smith, 81.
[16]Bradley J. Meyer, “Operational Art and the German Command System inWorld War I,” (PhD diss.,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88), 266.
[17]Bailey, 245; Lomas, 58, 73; Gudmundsson, 43; Smith, 111. At Guiseon 29 August 1914, the French 5th Infantry Division learned this lessondirectly. The division’s first attacks without artillery support failed, butwhen the division artillery provided aproper preassault bombardme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war, the infantry successfully ejected the German defendersfrom the fortified farmstead. See Smith,53–54.
[18]Bailey, 245–246.
[19]Meyer, “Operational Art and the German Command System,” 273;Gudmundsson, 50–51.
[20]Gudmundsson, 51–53; Bailey, 245, 255.
[21]Bailey, 249–250.
[22]Meyer, “Operational Art and the German Command System,” 278–279.
[23]Bailey, 254, 256; Timothy Lupfer, The Dynamics of Doctrine: TheChanges in German Tactical Doctrine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LeavenworthPaper No.4 (Fort Leavenworth, KS: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Command andGeneral Staff College, 1981), 7–8.
[24]Lupfer, 12; Bailey, 262.
[25]Lupfer, 12–13; Bailey, 253.
[26]Gudmundsson, 95–102.
[27]Bailey, 250, 253–255.
[28]Bailey, 253–254, 256.
[29]Bailey, 255n44.
[30]Gudmundsson, 44, 47–48.
[31]Gudmundsson, 47.
[32]Gudmundsson, 46, 50.
[33]Gudmundsson, 47.
[34]Bailey, 262.
[35]Gudmundsson, 54–55.
[36]Gudmundsson, 57.
[37]Gudmundsson, 58–59.
[38]Gudmundsson, 60–61; Bailey, 252; William Martin, Verdun1916: ‘They Shall Not Pass’ (London:Osprey, 2000), 32–33.
[39]Gudmundsson, 62.
[40]Gudmundsson, 70; Bailey, 260.
[41]Gudmundsson, 70; Lupfer, 19.
[42]Gudmundsson, 89; Bailey, 258.
[43]Lupfer, 17; Gudmundsson, 90; David T. Zabecki, Steel Wind: ColonelGeorg Bruchmüller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Artillery (Westport, CT: Praeger,1994), 37–38, 166–169.
[44]Zabecki, 166–169.
[45]Bailey, 259; Gudmundsson, 89–91.
[46]Gudmundsson, 91.
[47]Gudmundsson, 90–91.
[48]Gudmundsson, 91; Zabecki, 43.
[49]Gudmundsson, 90–91.
[50]Gudmundsson, 91–93; Zabecki, 52.
[51]Gudmundsson, 93.
[52]Gudmundsson.
[53]Gudmundsson, 95.
[54]Gudmundsson, 98–100.
[55]Gudmundsson, 100–101; Zabecki, 149,153–154.
[56]Zabecki, 64, 115–116.
[57]Zabecki, 116; McKenney, 121.
[58]Zabecki, 117.
[59]John B. Wilson, Maneuver and Firepower: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sand Separate Brigades (Washington, DC: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1998), 48, 50; McKenney, 112, 115, 117.
[60]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 Divisions, vol. 2 of Order of Battleof the United States Land Forces in the World War (1931; repr., Washington, DC: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88), 177, 179, 181.
[61]Allan R. Millett,“Cantigny, 28–31 May 1918,” in America’s First Battles 1776–1965, ed. CharlesE. Heller and William A. Stoff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61–162; McKenney, 121.
[62]Millett, 161.
[63]Millett, 169–170.
[64]Zabecki, 117–118; McKenney, 120.
[65]“7,000 MenSacrificed, Gov. Allen Asserts,” New York Times, 14 January 1919, 6; “NoArtillery; Yank Division Cut to Pieces: Allen Says Shortage of Horses Crippledthe Kansas Men,” ChicagoDaily Tribune, 14 January 1919, 3; Robert H. Ferrell, “Angered to the Core:Henry J. Allen and the US Army,” Kansas History 29 (Autumn 2006): 186; AmericanExpeditionary Forces: Divisions, 211, 219.
[66]Robert H. Ferrell,America’s Deadliest Battle:Meuse-Argonne, 1918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of Kansas, 2007), 131; Robert H. Ferrell, Collapse at the Meuse-Argonne: TheFailure of the Missouri-Kansas Division (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4), 28–29, 38
[67]Ferrell,America’s Deadliest Battle, 67,131; Ferrell, Collapse at the Meuse-Argonne, 28–29, 43.
[68]Ferrell, Collapse at the Meuse-Argonne, 59–63.
[69]Ferrell, Collapse at the Meuse-Argonne, 65.
[70]Ferrell, Collapseat the Meuse-Argonne, 85; Ferrell,America’sDeadliest Battle, 130–134, 138.
[71]Zabecki,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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